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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苏联时代的城市地标，“赫鲁晓夫楼”廉价、拥挤且缺乏个性，但它承载了千万人对“家”的美好想象。历经60载风雨，随着这些5层公寓楼在旧城改造的热潮中化为瓦砾，如何保存那段岁月里五味杂陈的记忆，成了今天的俄罗斯人必须直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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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苏联大兴土木的高潮时期。为改善城镇人口的住房条件，功能完备、辅助设施齐全的“赫鲁晓夫楼”应运而生。
作为苏联时代的独特风景，“赫鲁晓夫楼”一度化解了严重的住房危机。而今，这个曾经的“功臣”正逐渐成为褪色的记忆，在旧城改造的热潮中化为瓦砾。
旧城改造 老住户惆怅
从马格丽特·苏莫洛娃位于5层的公寓窗口望出去，四周都是残垣断壁——附近两座居民楼已被夷为平地，拆迁现场像刚刚经历过一场飓风。
“这座城市正在赶走它的子民。”站在残破的阳台上，苏莫洛娃伤感地告诉《华盛顿邮报》。
苏莫洛娃居住的公寓楼是一座典型的“赫鲁晓夫楼”。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类似的建筑在俄罗斯各地颇为常见。这些用混凝土预制板搭建的长方体不带任何装饰，秩序井然地矗立在裸露的黑土地上，远远望去，活像一堆堆排列整齐的火柴盒。
苏莫洛娃的父母是这批“火柴盒”最早的居民。1965年以来，三口之家一直居住在此。这座60岁高龄的建筑物里，留下了无数人五味杂陈的回忆。然而，随着今年2月莫斯科市政府公布新一轮旧城改造计划，这些回忆将在不久后与“赫鲁晓夫楼”一并尘封。
根据即将实施的计划，莫斯科将投入3.5万亿卢布，在20年里拆除8000栋苏联时代的旧房，包括1000栋“赫鲁晓夫楼”。160万名居民将搬迁。
凝望眼前这片熟悉的废墟，苏莫洛娃和街坊邻居大多心怀不舍。68岁的塔亚娜·加尼科娃半开玩笑地说：“我爱这座楼，我知道这种感觉实际上有些病态。但丈夫过世后，我把自己的一切投入这间小公寓，现在他们让我们离开，以后我该怎么办？”
为“苏式新生活”而生
“赫鲁晓夫楼”曾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城市发展项目。面对二战后城市规模爆炸式扩张、人口迅速增长、住房严重短缺的现象，1954年，苏联政府在五年计划中提出，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低的成本改善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雄心勃勃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命令建筑师开发一种可迅速复制的建筑模板，使其成为“全世界的典范”。
1958年，首个实验住宅区在莫斯科南郊的切廖姆什基村开工。该项目采用住宅设计竞赛的优胜方案，3种主力户型分别为30平方米的一居室、44平方米的两居室，以及60平方米的三居室，成为此后在苏联广泛应用的“样板式住宅”。
与标榜“古典主义”的斯大林时代建筑有别，“赫鲁晓夫楼”统一规划为5层，这样就免去了装电梯的费用，且没有任何“不必要的装饰”。在这位领导人“我们不反对美丽，我们反对浪费”的指示下，楼体采用预制板结构，不设垃圾通道，并严格控制厨房、卫生间、门厅和过道的面积。由于施工只需短短数周，类似的建筑很快在苏联遍地开花。
苏联电影《命运的捉弄》中，“批量生产”的住宅楼成为男女主人公相识的契机——醉酒的男主角住在莫斯科的一栋“赫鲁晓夫楼”里，在新年夜误打误撞地登上了去列宁格勒（圣彼得堡）的飞机，然后在陌生的城市用自家钥匙打开了女主角的房门，开启了一段情缘。
“赫鲁晓夫楼”在强调“多快好省”的同时，也要照顾苏联人民的“审美情趣”。为了使这些“火柴盒”看上去不那么压抑，赫鲁晓夫下令在楼与楼之间装点绿植、人造山丘和池塘。由此，这些新式社区成了空间开阔、象征美好生活的时代标志。
1959年，在与尼克松的“厨房辩论”中，赫鲁晓夫宣扬苏联住房改革的成功，自豪地说苏联人不花钱就可以住进实用的房屋。正是“赫鲁晓夫楼”给了他这样的底气。
事实上，半个世纪前，几乎全世界都为苏联的大规模计划经济量产“新生活”而惊叹。1967年，一位美国国家标准局官员对《芝加哥论坛报》表示，“苏联人想发明世界上唯一的大规模廉价住宅建设模式，他们所做的一切让人吃惊。”
几代人的记忆沉淀于此
“赫鲁晓夫楼”的诞生与苏联城市人口的急速增长相辅相成。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时，近1/4（约5400万）的苏联人住进了新居。拜其所赐，1961年，苏联的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1.27亿。
对大多数苏联人来说，简陋但崭新的5层公寓楼是“梦想中的家”。著名导演肖斯塔科维奇1962年拍摄的歌舞片《切廖姆什基》，描绘了欢天喜地的工人们“逃离”工棚、地下室、危房，乔迁新居的盛况。年轻的夫妇放声歌唱：“整个公寓是我们的，我们的；厨房也是我们的，我们的；窗户是我们的，门是我们的，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赫鲁晓夫楼”在设计之初尽可能地满足居民对舒适性的要求。今天看来，这种“舒适”相当有限——厨房为6平方米，卫生间被压缩到4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仅5平方米。不过，赫鲁晓夫对此十分满意，称“只要容得下我，其他人都不会有问题”。
虽然空间局促，但居民甘之如饴。人们发明了折叠沙发、可以拉出书桌的柜子、可以拉出餐桌的碗柜、藏在窗台下的冷藏柜等，桌下、床下和一切能利用的角落都被用来储物。
“这是个很好的地方，墙壁坚固、社区安静，夏天有美丽的绿色景观，周围有河流和停车场。”谈起自己目前的居住环境，娜塔莉亚·阿莫索娃告诉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他和丈夫婚后一直住在这座1962年建成的住宅楼里，在狭窄的两居室里养育了两个孩子。
虽然房子老旧，但这对夫妇想方设法寻找生活的情趣，甚至隔出了一间小小的书房，并在里面塞进一台钢琴。“这里很小但很舒适，我们很开心，唯一担心的是会遭到强制拆迁。”
在描述普通人生活的苏联电影和小说里，“赫鲁晓夫楼”是最常见的舞台，狭窄的走廊，铺着廉价地毯的房间，以及绿意盎然的庭院成了很多故事共同的背景。在这里，不少人头一次接触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现代化生活，逐步拥有了冰箱、电视和高等教育，难怪居民们对周遭的一切充满感情。
这里的生活琐事拼凑成几代人共同的记忆——长长的走廊里充斥着煮洋葱、土豆和鸡汤的气味，左邻右舍的争吵声、婴儿的哭声和其他各种声响不绝于耳。虽然楼内总有发霉的气味，但在莫斯科寒冷的冬天走进温暖的“赫鲁晓夫楼”，家的感觉仍会扑面而来。
是文化遗产还是乌托邦？
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赫鲁晓夫楼”最初设计的使用寿命只有25年。当时的人们相信，会有更好的房屋取而代之。如今，历经60载风霜，这些匆匆建成的5层公寓楼日渐破败，由于跟不上现代居住标准而逐渐成为“落后”的同义词。
“请研究一下住房标准问题，首先是民居、给军队的住房，从远东开始。我想让这件事快点办好，不要让我们的人继续住在那种地方。”2007年11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次军队会议上，对“赫鲁晓夫楼”这一时代产物给出了不算美好的评价。
“它乍一看显得廉价而丑陋，人们很难发现它的价值。”波兰建筑师库巴·斯诺普克感慨不已，“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这些其貌不扬的建筑在修建之初甚至考虑到了绿地配套和公共交通设施。谁也无法否认，‘赫鲁晓夫楼’为那个时代的居民提供了自给自足的生活。”
斯诺普克致力于帮助俄罗斯老城区申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让他深感遗憾的是，很多年轻人对此无动于衷。在他们看来，“赫鲁晓夫楼”不过是一个消亡的乌托邦的象征。
“我很高兴他们把这些楼推倒。”汽车销售员阿列克谢从出生起就住在“赫鲁晓夫楼”里，“我们一直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我们想要更现代的东西！”
6个月前，阿列克谢和妻子伊琳娜迎来了儿子阿特姆，后者是在此出生的第四代家族成员。对阿列克谢一家来说，“赫鲁晓夫楼”的缺点显而易见——没有电梯，伊琳娜每天都得抱着孩子上下楼，让她有些疲惫。“我想改善生活，现在我在浴室里转个身都费劲。”她说。
“赫鲁晓夫楼”消失后会发生什么？莫斯科和俄罗斯其他大城市居民的生活条件会得到改善吗？谁也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但不少人希望，“赫鲁晓夫楼”的离去不至于改变人们看待过去的方式。1988年的苏联电影《秋天，切尔坦诺沃》讲述了莫斯科的一个街区成为“建筑学实验室”的故事，片中有这样一句台词：“我出生在这里，也在这里死亡。”正如俄罗斯“The Calvert Journal”网站所言，这句话道出了“赫鲁晓夫楼”千万名住户的心声。
（摘自《青年参考》2017年5月25日A10 往事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