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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进入尾声，“面试官”陈行甲突然问“考生”——一个打算从北京市某机关辞职加入其团队的副处级干部：“家人支持你来这里做公益吗？”
这是陈行甲颇为担心的问题。半年前，这位主政湖北巴东、红遍互联网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宣布辞职，从事儿童白血病免费救助。
对他而言，这一举动除了引发新的争议，一切光环都消失了。46岁的他开始租房子，挤地铁，赶公交，个人档案也像无数应届生那样，被塞进了人才市场。
“‘领导’这个词已经从我的字典里删除了。”“草根”出身又回归“草根”后，陈行甲不断重复着，“我现在是普通老百姓，不是官员了，我要找很多政府官员办事情。我的态度也摆得很正：我说我是学生，我恭恭敬敬地去请教，去报告，去请你支持。”
中年创业是想做公益
不到20平方米的活动室，没有麦克风，没有讲桌，没有主席台。连陈行甲坐的塑料折叠椅都是临时搬来的。
坐在旁边的刘正琛比他小7岁。刘正琛原来是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理事长、秘书长，是一名白血病患者。15年前患病之后，这个当时的北大学生建立了大陆第一家民间脊髓库，并发起成立前述基金会。2008年，中国派了10名代表赴希腊迎接奥运圣火，其中就有他。
当天，在新阳光基金会，陈行甲将参加发布会，兼职接替理事长职位。
现场来了20个记者。在官场，陈行甲以不怕媒体著称。2015年，巴东发生案件，一家市场化媒体急赴当地。“我听说了，赶紧叮嘱宣传部‘不要进村惊扰记者采访’。”陈行甲回忆说，接着，他给记者发短信，约时间见面，亲自介绍情况。
湖北有关部门彼时总结了两条舆情应对经验：一是县委书记主动出面，及时公开；二是陈行甲平时在舆论场上“积累了正能量”，让舆论在关键时刻没有瞬间否定巴东政府，为事件解决争取了时间。
陈行甲确实在互联网备受追捧。主政5年零两个月，他拿下4名县领导、9名局领导、一批工程老板。在县纪委全会上，他又点名痛批贪官，自曝受人威胁。发言8000字全部上网之后，这位个性官员名声大噪。
在多名巴东干部看来，陈行甲当时正值荣誉巅峰：70后，清华大学全日制硕士，美国芝加哥大学公派留学，2015年获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
2016年9月，陈行甲入选湖北恩施州级领导干部人选，在一串名单里，他年纪最轻。
陈行甲长在农村，家境一般，邻居穷得平时要借盐，嫁女儿得借衣服。通常而言，如此出身的官员，对大好仕途不可能不珍惜。
但外人不知道的是，也正是当月，陈行甲第二次向湖北省委递交了辞呈。后来，在舆论场，他“闭关”了。
互联网上争议四起。有人质疑他爱作秀；有人批评他不懂经济，未让巴东脱贫；还有人指责他话说得漂亮，最后却离开了百姓。陈行甲对这些未作一字回应。
如今，在基金会的活动室，见到记者来，他笑着起身，说自己“已经脱敏”了。他说，之所以中年创业，动因“八二开”，“自己想做公益的初心是‘八’”。
剩下的“二”则事关当地反腐之复杂，不便细谈。“我当时感到我干不下去了。”陈行甲坦言，“但即使没有这个‘二’，过几年我仍然会辞职做公益，只不过，这个‘二’加速了我的离开。”
4小时后，话题重提，他有点儿字斟句酌：“不，准确说，是‘九一开’。”
他更愿意把躲避或直面舆论的原因归结于公益事业：躲着，是担心公益之路能否走通，如果不通，他将沉寂；直面，是他发觉公益提倡公开，必须站出来传播价值观。
不是大官，想做大事
即使是现在的合作伙伴刘正琛，起初也不知陈是何人，朋友2016年年底发来陈行甲的辞职文章，他直言看得“莫名其妙”。
彼时陈行甲已从巴东南下两千里，挤进移民都市深圳。第一站，他去了莲花山公园，瞻仰邓小平塑像。
陈行甲被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聘为研究员。欢迎仪式上，他还是不习惯说套话。在湖北县级市宜都，一些干部还记得他的市长就职演说。到任前一天，陈行甲去给母亲扫墓，报告了要来就职，并在内心感念母亲的教育。随后，他在就职演说中介绍了一些工作想法，唯一的表态是“会像敬重母亲一样敬重宜都人民，像敬畏自然规律一样敬畏手中的权力”。
2017年春节后，刘正琛首次与陈行甲通了电话。刘内敛稳重，语速平缓，而电话那头的声音完全相反。
陈行甲雄心勃勃地表示，他不做简单的“找富人筹钱给穷人付费”，不做金钱的搬运工，而是既治病又建立数据库，要探索规律，直到某天能告诉国家：救助儿童白血病要解决哪些问题、分别要多少钱、难点在哪儿、有无标准化的治疗指南和路径。
多年前，刘正琛也试图进行这个社会试验。久病成医的他深知，公益组织对白血病救助慎之又慎——捐助一个白血病患者，可能动辄数十万，而这钱可以救助数十个先天性心脏病患者，每年帮助数百个高中生。
问题症结之一还在于，医保药品报销目录已8年未更新，一些白血病新药迟迟无法“入围”。
然而，每次刘正琛托人大代表给有关部门提建议之后，代表得到的答复总是“谢谢建议”，然后就没有消息了。
“我没有任何负担，不怕失败，失败了又怎么样？”新手陈行甲说。
他一贯如此。
在贫困县巴东，望着贫困人口数字，陈行甲感慨没法挨个儿去帮，唯有从根子上改变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此后，陈行甲将一些乡村信息化的尝试移植到巴东，比如电子商务等。
那时，他崇拜的公益偶像是民国教育家晏阳初——一个推行乡村平民教育的人。陈行甲自己也到乡村与一名艾滋病患儿“结对子”。
在辞职文章里，他特地点名感谢公益人士：“与你们为伍，也让我时时直面来自草根的真正的自己，深深感受到服务草根才是我一直追寻的幸福。”
“我做这个，没有‘面子’，只有‘里子’”
今年3月，陈行甲、刘正琛和团队成员共同抵达深圳的对口扶贫城市——广东河源。深圳市民政局等机构的工作人员也来了。
在熟悉二人的同事看来，陈刘搭配相得益彰：陈行甲善于定框架、组织协调，适合负责传播、对接外部资源；刘正琛本身是病人，熟悉治疗流程，又掌握专业技术；陈善于发掘事物优点，刘常能察觉到隐藏的问题。
河源市分管卫生的副市长很快与他们开了两次座谈会。各区长，市民政局、人社局、扶贫办以及医院……每个单位均派负责人列席参加，有的还带了相关业务的科长。
河源市一名市领导认为，他们的做法突破了传统的救助模式，既有救助，也试图推动白血病的科研、科普，推动医院合理用药和治疗，非常有意义。
刘正琛和陈行甲走访了患儿家庭。他们发现，河源现有儿童白血病患者97人，以平均花费25万计算，实现兜底治疗需要2425万元。尽管现行医保的报销率较理想，但医保药物目录更新较慢，许多新药可能未纳入报销范围，“初步预计，白血病的综合报销率为50％，缺口是1212万元”。
陈行甲明白，缺口背后可能就是贫困的悬崖。他当年带着干部挨家走访，发现巴东的农村贫困人口当中，48％是因病致贫。而据国家卫计委的统计，这个比例在全国是40％。
在这场社会试验里，1212万元的报销缺口将由地方民政与深圳市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共同兜底——后者是陈行甲与多名公益人士2017年5月发起设立的。
此前，一名浙江商人主动给恒晖基金会捐赠了1000万元。加上后续资金支持，试验第1年的资金需求基本满足了。陈行甲庆幸自己以前的好官形象是“值钱”的，“可以用来帮助想帮助的人”。
新阳光、恒晖两家基金会已经备下一系列组合拳，他们计划成立医疗技术评估中心，分析治疗路径，以供决策；打算招社工，向病人介绍社保政策，并寻觅进修机会，提高河源医生的儿童白血病治疗水平。
刘正琛说，他们经过走访，发现了22个不在社保系统名单里的患儿。“没人考核我们，没时间限制，也没人逼着我‘做面子’。我做这个，没有‘面子’，只有‘里子’。”陈行甲笑说。他不急于提炼某个说法，用于对外宣传，只需要逐步掌握数据。“做公益嘛，我没有退休年龄，有很长时间做这事，5年、8年，更长的时间也行”。
他开始活跃于各种研讨会，恶补知识，路演项目。他尝试由命令者变成一个说服者，在发布会上，他时不时轻微俯身，试图与每个人眼神交流，直到你点头，他才移走目光。
陈行甲不再是纯新手了。一次活动，搭档在介绍政府与药企谈判艰难时举了个例子：某种治疗癌症的药物极其昂贵，南亚有个国家想谈判降价，但药企不愿配合。最终，政府下令仿制这种药品。
部分听众有些震惊。陈行甲马上补充背景知识：“国际有条专利方面的约定，要尊重专利，但涉及人命关天的事项时，国家也可授权强制仿制。”
角色离官员渐远，离草根渐近
他辞职半年多的时候，中组部印发了《关于规范公务员辞去公职后从业行为的意见》，规定一定级别的公务员辞职后3年内不得去这样的“下家”：原管辖地区的、原业务范围的、与此前职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的。
“我简直是典范呀，每条都超前做到了。”陈行甲感慨。现在，他常住深圳，时而回京出差。大街上，他穿白衬衫，背双肩包，捏着矿泉水瓶，在烈日下行走。
相比过往，聚光灯此时已离这个“网红官员”远去——最近一次猛烈的质疑，还是批评他辞职而抛弃了民众。
告别县委书记角色的他，如今与资本无缘，离官员渐远，反而离草根渐近。
他愈发喜欢“伙伴”这个词。当记者问“你带多少人去调研”的时候，他会纠正“不叫‘带’，是一起去”；别人夸团队资源丰富，他又马上纠正“资源”的提法，说是“大家的力量汇聚到一起”。
“我不是大家的领导，我是你们的大哥、伙伴，同时我和正琛一起是你们的队长。”陈行甲对基金会的同事强调，希望大家“多给队长和大哥派活儿”。
如今，局面初开。陈行甲仍然记得2015年刚走红的时候，当地政情复杂，而舆论视他为“反腐斗士”。此刻，他不用再担心这些，他更多思考的是公益面临的最大挑战：如何完善整个社会支持公益的体系。
每遇同道中人，他都兴奋不已。试验启动不久，已有180多人填表应征志愿者，包括知名机构的研究者，还有6人表示“不计待遇”，“巴东和宜昌有几个局领导，也和我说要跟着做公益”。
转身后的陈行甲，松了一口气：“我在这里，同样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