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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北京，“何刚同志追思会”在故宫博物院建福宫花园敬胜斋举行。这大概是在紫禁城第一次为普通农民办追思会。
何刚是河南省商水县固墙乡固墙村人，5月30日在山东济南打工时遭遇工地事故，不幸遇难，年仅54岁。当消息传到故宫博物院时，一个32年前的故事再次浮现。
“挖到宝”后捐给故宫博物院
1985年的秋天，22岁的何刚从自家院子里意外地挖出一口大缸，里面存放着19件古老的银器。“挖到宝”的消息传开后，很快有文物贩子找上门，愿意拿一麻袋的钱换。何刚不为所动，找到了他最信任的村党支部书记刘红恩拿主意，刘红恩想到了故宫博物院，“这是国家保存文物最妥当的地方”。于是，他们辗转找到了当时在故宫博物院保卫处工作的老乡崔保贤。
崔保贤参加了本次追思会，时隔多年，未改乡音的他仍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场景。他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1985年11月的一个早晨，何刚他们坐了十几个小时火车在7点到了，我请他们吃了早饭。8点，我带着他们去见了梁金生（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原处长）。打开东西，院里的专家合议后，鉴定为元代银器。”
这是何刚第一次来故宫，深秋的北京凉意已深，他着急回家干活，捐完文物都没来得及逛逛名胜古迹，下午就坐火车回家了。因为怕有闪失，第一次来故宫，何刚只带了10件银器，回到家后，他马上收拾了剩下的9件，再次送到故宫。1986年2月，他将存放银器的缸也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
经鉴定，该批银器被定为二级甲文物1件、二级乙文物11件、三级文物5件、一般文物2件。由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代遗存银器较少，何刚所捐珍贵文物正好填补了此类藏品空白，在此后的展览中被多次使用。
故宫博物院器物部主任吕成龙介绍，这批文物不仅填补了空白，而且所有银器都与元代的酒文化相关，为研究元代社会的生活习俗提供佐证；此外，元代瓷器大量模仿金银器的样式和纹路，所以这对研究元代陶瓷文化也是非常重要的资料。
“文物是国家的，别人给再多钱也不能卖”
捐赠文物后，何刚的生活并没有发生改变，他仍过着清贫的生活，命运对他甚至有些残忍。梁金生回忆：在之后的数十年间，何刚屡遭坎坷，第一任妻子因病离世，留下一个只有两岁的女儿；第二任妻子也得重病，倾家荡产仍未能救回，留下一个儿子后撒手人寰；父亲在2006年又患重病……走投无路的何刚只能向故宫博物院求助。
1985年捐赠文物时，由于没有专项资金，故宫博物院从员工的福利费中抽出8000元奖励何刚——这当然不及文物价值，但在上世纪80年代也不是一个小数目，还给了1000元的交通费。
2003年，家人病重，走投无路的何刚找到梁金生。“确实困难，我就建议他把家人的病历和开销列个资料给我，我跟院里领导反映。人家这么无私地把文物捐给我们，我们应该帮帮他们。”梁金生说，“应该有这样的政策，对捐赠者家中困难时予以主动帮助，不要让他们觉得自己是来要钱的。”
据媒体报道，故宫博物院之前曾两次给予何刚共计10万元的捐助。这一次，故宫博物院得知何刚遇难的消息后，第一时间发文悼念，并再次向何刚家属提供10万元帮助渡过难关。有网友说：“故宫这种做法，用老百姓的话说是：有情有义。”
故宫博物院把何刚的名字镌刻在“景仁榜”上，这是专为捐献者设立的光荣榜。自建院以来，共有747人次捐赠文物，张伯驹、马衡、张大千等名人都在榜。1985年的捐献者有9人，与何刚名字并列的，有天津一代名医陆观虎之女陆仪、香港著名文物收藏家叶义等。相比之下，何刚的身份是最普通的。
何刚的儿子何俊清参加了追思会。和父亲一样，他不善言辞，在两分钟的发言中，说的最多的是“谢谢”。“从小父亲教育我做人要真诚、正直，他这么说也这么做。他经常说，文物是国家的，别人给再多钱也不能卖。谢谢你们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给我们帮助，这份恩情我爸生前就经常说。谢谢。我也会做一个正直、善良、有奉献的好人。”
给何刚“捐赠者”的身份，是对守法者的鼓励和认同
曾有声音质疑：从法律上界定，何刚应算“上交”文物，故宫博物院何来“捐赠”一说？
对此，故宫博物院回应：一方面，中国现有法律对于主动上交文物者应享有的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缺乏明确标准，这样很难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我国盗掘、贩卖文物现象屡有发生，文物保护形势严峻。故宫博物院给予何刚“捐赠者”的身份，是对守法者的一种鼓励和认同，有弘扬正气和带动示范作用，也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其实，许多珍贵文物的第一时间发现者和保护者都是普通的民众，“像何刚一样以保护文物为己任，不图名利的普通民众还有很多”。
2003年，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杨家村王宁贤等5名村民，在地里劳动时意外发现了一处储满珍贵文物的窖藏，他们当即决定报告国家。后来出土的这27件西周青铜器，件件有铭文，件件都是“国宝”。此后4年间，仅在宝鸡地区，就有11批农民发现以青铜器为主的数百件文物，都主动上交。
单霁翔说：“今天，我们不仅是哀悼何刚的不幸遇难，也不仅是感恩他为故宫博物院作出的贡献，更多的是希望将他这种身在困境中还能恪守原则、淡泊名利的精神宣扬出去。民众是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使用者和守护者，是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只有每一位普通民众都能倾心地保护身边的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才能最安全和最有尊严。这就是何刚告诉我们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