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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略夫注定不是主角。
在小说《月亮和六便士》里，思特里克兰德是绝对的主角——超凡脱俗的绘画大师，“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而施特略夫，不过是一个有着泛滥的好心肠，却天分平庸、其貌不扬，最终还丢了自己老婆的配角。“一个可怜的衬托者。”我初中第一次翻这书的时候，略过了有关施特略夫的大段内容，把思特里克兰德奉为人生目标。
从小到大，我就不喜欢关心配角。阅读，观影。进入虚构世界的几个小时，为的是逃脱现实的不确定，打一针强心剂。
小学上语文课，读到贝多芬创作《月光曲》，我就认定自己未来也会偶遇灵感，留下不朽名作。也曾自恋地觉得自己就是《傲慢与偏见》里的伊丽莎白·班内特，即便家世不显赫，也能凭智慧和优雅吸引那个达西。读《月亮和六便士》时，更是笃定“月亮”就挂在自己头上。
形形色色的主角，不变的光环和独特。我坚信自己也是其中一个。
上天多少关照了这分自信。从小学开始，我走得还算顺风顺水。成绩不错，比同龄人多几分文采，在台前也能侃几句，袖子上的“三道杠”则显示我在“官场”也有所作为。当我站在国旗下演讲，几百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我时，我感到自己确实是焦点。
到了中学，开始凭写作斩获许多奖项后，我渐渐觉得，自己不仅受人注目，而且与众不同。在梦中，我像思特里克兰德一样，在塔希提岛肆意作画。几十年后，拿到我画的人都发了大财，人们热议着我百年难遇的天赋。
但有时，我也会想起愚蠢的施特略夫。当他标志性的乐呵呵表情出现在身边人的脸上，总能激起我无端的怒火。我想，那是我对甘为配角这种行为的蔑视，但我从来不敢深究这种情绪的由来。我不敢去想配角的快乐，因为那在我“主角最大”的世界观里是不合理的。
虚荣、自信不断增长的同时，我发现自己染上了“主角病”，热衷于与他人比较。暑假参加文学夏令营，我从小城市来到北京。和营员们相遇之后，我怯怯地掏出自己匆忙装订的作文集，却不小心被别人精装书的封面晃了眼。偷偷上网查他们的作品，一个个又好读又精妙。老师们的夸赞，也很少落在我头上。
这种感觉，就像你在自家挖到了一颗珠子，骄傲得不行，带到城里鉴宝，人家冷冰冰地跟你说：见得多了，你这个挺普通的，说不上上乘，更称不上是夜明珠。
北京之行给我带来了不小的打击。回家之后，我做了一个噩梦，梦里有一个脸颊通红的矮胖子，拉着我看他庸俗的画。它们就像印在巧克力糖盒子上的照片，引人发笑。我每每看得不耐烦，挣脱着醒来，就想起那个被我忽略的冤家施特略夫。梦里的人不就是他吗？上帝都没给我们过人的才华，却偏给了识才的慧眼，让我们最终戳穿自己的平庸，却还得在艺术的殿堂里，仰望穹顶上美妙的壁画。
彼时我没想到，其实什么也没变，变的只是我的想法。我自认从“主角”的身份跌落神坛，沦为一介小“配角”。
这个年代最流行的是“丧”文化，而那时我不用看马男波杰克、悲伤蛙和鲍比·希尔就已经“丧”得不行。人生舞台这么大，我却只能在场边举着背景板。
那个噩梦引我再次恶狠狠地翻开《月亮和六便士》。我下意识地去找施特略夫的下场——挺惨，但我惊讶地发现，他很多地方和我想的不一样。比如在离开巴黎去阿姆斯特丹之时，他说：“艺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东西。”他根本不像我这样“丧”，而是保持着自己的天真快乐，在艺术之路上坚定地走着。
世界上最可怕的，是没有思特里克兰德的才能，还是没有施特略夫的心态？
直到我再次来到北京，上了大学，我才发现自感平庸是一种常态。优秀的人太多了，如果对“主角”有执念，那每天都能给自己找出理由自怨自艾。但很多时候，人生不像我们想的那样，所有人在一个平台上竞技，非得拼出个高下。不同的人生，更像一个个独立的直播间，容我们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发挥。就像施特略夫，别人吐槽他的画，他却很自得地觉得他的画能给居住在寒冷地区的人带来温暖与幸福。
后来，我又读了许多次《月亮和六便士》，施特略夫开朗的红脸总在我心里挥之不去。我终于醒悟，既然看不清命运的走向，更说不清自己到底是不是身怀异能，那么与其争着做“主角”，还不如继续做好手头的事，保持自己的为人准则。多么机智而澄澈的人啊！那些讽刺他是配角的人，被“主角病”桎梏了一辈子，而他自己却可能从没有过这样的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