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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上学、高考，父亲尽可能提供了一切条件。我的录取通知书在入学报到时被校方收走，好在他事先复印了一份留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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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才知道，有一种录取通知书是贴在墙上的。我父亲的就是。
其实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以为那是张A4尺寸的白纸，说“忘记扔到哪儿去了”。但在我锲而不舍地追问下，他向老同学求证，才知并没有那样一张通知。
真正的通知寄到了他所在的发电厂，确实是一张白纸，上面有40多个名字。工厂誊在红纸上，在门口张榜公布，红彤彤的，带着金榜题名的喜悦。
1980年夏，父亲成为一名电大学生。此前一年，中国出现了广播电视大学。电大在高等教育中是个特殊系统。父亲和同学大都是被普通高校拒之门外的高考落榜生。
40年前，父亲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他是570万名考生之一，每29个人中，有一人被录取，他不幸成了分母中的一员。次年又考了一次，仍属于分母。
许多人告诉我，父亲曾是一名好学生。他在电大的辅导员称他是“常胜将军”——多数学生都会挂科重考，而他没有。母亲保留了他的作业本，它们工整得像艺术品。几次搬家都没舍得扔掉。
父亲是被“文化大革命”影响的一代人，不过他似乎不愿意将高考失利归咎于谁，可能当时每个同龄人的遭遇都大同小异。他的两年高中只有一个学期安排了课程，而真正的上课时间只有一个多月。
高中生活主要包括军训、学工、学农以及在校办工厂做工。1977年恢复高考的决定非常突然，消息在秋季公之于众，考试则在冬季。父亲谈不上什么准备，只是复习了以前的中学教科书。
那年高考并未公布成绩，他始终不知道自己考得怎么样。那时他甚至对大学也没有明确概念。
他只是崇拜知识分子。中国科学家中的“三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是那个时代的偶像，另一位广为人知的是数学家华罗庚。父亲读中学时，陈景润的研究对“哥德巴赫猜想”具有重大贡献，成为全民的偶像。
第二年备考，父亲买了参考资料，是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从初中开始补起。这是仅有的“辅导老师”。他和几个同学在一处空房里学习。当时他在石油公司做合同工，每天晚上7点多钟到家，学到深夜。
那套丛书20多元，相当于一个月工资。据他回忆，当时新华书店一进货就被抢光，托关系才能买到。出于好奇，我检索了这套丛书，才知它居然发行了7395万册。那些书页间想必寄托着许多中国家庭的梦想。
父亲的第二次高考仍然失利。他记得很清楚，数学只考了13分，化学则是他所在系统考生中的第一名，74分。总分比本科线低13分，能读专科学校，但他放弃了。
我不太理解他为什么放弃读专科，毕竟专科生当时也是天之骄子。但他解释说，自己当时已在城里做合同工了，这份工作来之不易。爷爷去找知青办，在楼道里睡了一晚上，求见负责人，一夜之间白了头。
因此，他的高考没有多大压力，每天仍在上班，并给家中4个弟弟妹妹做饭。唯一的优待是高考前请了一周假。
1979年2月，父亲通过招工进入电厂，然后参加了电大的招考。这一次被录取，他能带工资上学，并计算工龄，全家人都很高兴。
电大属于专科，毕业后他直接去了当时设在保定的华北电力学院，相当于保送读了本科。这一次，依然没有录取通知书。
很难说清知识能否改变命运，但在父亲身上，确定无疑的是，知识改变了“身份”。他原本属于工人，电大毕业后就成了“干部”，工资比同期招工的工人高出一截。
后来我上学、高考，他尽可能提供了一切保障条件。我的录取通知书在入学报到时被校方收走，好在他事先复印了一份留作纪念。直到现在，他每年仍然很关注高考。令他感慨的是，在40年前，高考并不是唯一的路，而后来，高考越来越像是独木桥了。
他插队时做过中学老师、农民，后来做过工人、高级工程师，在所有职业里，他最喜欢老师这个职业。他期待我做一名老师，可惜未能如愿。
这也是与他那个年代不同的：每一代父母都会为子女的前途殚精竭虑，甚至为了一个机会一夜白头，但今天的子女倾向于自主选择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