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拖了母校的后腿，你随意

王嘉兴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7年07月12日 09 版）

我毕业了。

这个毕业季，我填了几十张关于未来去向的统计表。在这所顶尖大学里，像我这样本科毕业就工作的学生属于少数，每一个老师都反复向我确认录用通知是否靠谱，一定让我联系雇主开一张录用证明。

学校的就业指导中心人山人海。挤在黑压压的人群里，我知道我马上会成为密密麻麻统计表格里的一个数字，怎么想都是一件可怕的事。

每到毕业季，应届生人数、就业率、就业平均薪酬的数据，总能吸引整个社会的目光。薪酬高低本是件私密的事，却成了公众衡量学校、专业优劣的重要标准，影响风评和后几年的报考人数。

还在象牙塔里的人不声不响地关注着这些表格，希望窥见数年后自己的境遇。而站在毕业分水岭上的几百万分之一——比如我，则忍不住把难辨真假的平均薪酬数据往自己身上套，然后戏谑道：我拖了母校的后腿。

当然，这话是笑着说的。笑容能够掩盖焦虑。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今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比去年要多30万人。还好在经济增速放缓的今天，社会更加宽容了，“慢就业”和多元选择，成为可以接受的事情。

但是，焦虑仍然从每一条缝隙钻到校园中来。

读大学时，我们目睹了北京房价翻番。有人算了一笔账，想要在北京购买一套五环外的小房子，除了数百万元的首付，月供超过了清华本科生毕业5年后平均薪水最高那个专业的月薪——至少根据那些薪酬统计数字是这样的。同学们开着“清华北大毕业生都买不起房，还买学区房做什么”的玩笑，脸上带着笑。

刺激着“天之骄子”神经的，还有一纸户口，它意味着教育、医疗等一连串公共服务资源。最近几年，高校毕业生落户北京的指标也在压缩，2017年起还实行“总量封顶”。根据清华、北大等高校发布的就业质量报告，最近4年，它们的本科生留京率降低了近一半。我大学最好的朋友在父母的敦促下选择了去深圳工作，因为那里是一线城市里唯一能为本科毕业的他立刻解决户口的地方。

细数下来，在北京就业市场最受欢迎的“京、党、硕、男”四大标准，我只占了“男”一项，就这还是父母给的。

我可能是这个焦虑的群体里最不焦虑的人，因为我不在乎那些表格上的数字和所谓的衡量成功的种种标准。

某种意义上，焦虑和迷茫也许就是人生的常态，每一代年轻人都有自己的彷徨。父母年少轻狂时，也一定思考过人生，可生活的重担甚至在他们还没毕业时就降到头上。

我很少听父辈谈梦想。在他们年轻时，面包真的是一样重要的东西。30多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0多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这一辈很少再为生计发愁。但新的迷茫出现了。

在上大学前的那些年里，我们多数人一直被教导要做一个好学生，考一所好大学，却很少有人懂得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今天，人们批判大学培养了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感慨当代大学生得了“空心病”，其实我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美国作家亚历山德拉·罗宾斯曾经和精英学校的学生们共处一年，在《优等生们》一书中，她概括优等生：头脑中唯一的想法是“成功”，内心里仅存的感触是“焦虑”。

没有人不害怕失败，于是人们趋于保守，选择从众。失败会给人带来痛苦，但如果因此选择稳妥和平庸的生活，永远都不会找到对自己真正重要的东西。

在这个“心灵鸡汤”泛滥的年代，似乎人人都在为梦想拼搏，动辄“星辰大海”，动辄“诗和远方”；电子游戏、二次元动漫，虚拟的世界混淆着与现实的边界，很多人就此停下脚步，咒骂生活是个骗子。

其实焦虑没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沉溺在这样的情绪里，连迈出下一步的勇气都丢失了。

我知道，从今年起，夏天的滋味就变了，它不再意味着大汗淋漓的球场，可以随时和同学把酒言欢的夜晚。夏天本就是酷暑，暑假只属于学生。

我们的毕业典礼上，一位教授致辞说，希望我们都能找到心中的召唤，即使不是“为人民服务”这般崇高的理想。

因为那是让我们之所以为我们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