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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到死，汤洪林始终只是一个“小人物”。
他的父亲是监狱警察，他从小生活的大院和监狱就只隔着一道墙。他学历不高，中专毕业之后就到监狱工作，子承父业。他短短的一生中，追过逃犯，当过司机，做过监狱的特警队长，最终倒在了四川省巴中监狱六监区监区长任上。
那时，距离他的37岁生日，还有一个月。
“一股特殊的干劲儿”
那天是今年3月7日。早上8点刚过，汤洪林像往常一样来到巴中监狱食堂。他的发小、巴中监狱狱政科民警刘红觉得他有点反常。汤洪林那天没吃平时总爱吃的面条。刘红问他时，汤洪林回答了一句“我有点不舒服”，就没再说话。刘红看到他脸色不好，头垂着。汤洪林吃完饭破天荒地没等她一起离开，只是闷闷地对她说，帮我收一下盘子吧。
36岁的汤洪林平日里看上去身强力壮，所以当时刘红没多想，觉得他或许是身体有点小小的不舒服。这样的想法出现在那天接触过汤洪林的人心中并不奇怪。汤洪林平时对自己身体的训练非常严格。在他与刘红参与的一次省里组织的培训中，汤洪林的素质之全面还获得了领导的单独点名表扬。
刘红说，平时，汤洪林总是早上8点不到就来到监狱。1999年，他们一起参加工作。她觉得，汤洪林身上总有一股“特殊的干劲儿”，从警17年来几乎没有什么改变。监狱领导允许在外地长时间培训的他们回巴中后休息一天，汤洪林却跑到监狱工作。没人要求汤洪林坚持读书，但是他却买了很多书，不仅自己读，还总劝身边的人一起学习。看到单位里的年轻人总是看手机，他有时会唠叨几句，让他们注意保护眼睛，有时间多看看书。经过努力，汤洪林通过自考取得了本科学历。
在3月7日之前的近一年里，汤洪林是巴中监狱六监区的监区长。作为监区长，也没必要事事亲力亲为。但是，监区里有人要去外地培训或是家中临时有急事时，他常常自己去顶班。
有服刑人员不止一次看到汤洪林在后半夜到监舍巡视，给服刑人员盖好被子，还亲自送生病的服刑人员去医院。
在巴中监狱，六监区是“老弱病残”的集中地。监狱的绿化、卫生、餐食都由六监区负责。刘红记得，有一次自己同办公室的楚娟去六监区检查了一下，跟汤洪林反馈了改进建议，汤洪林便认认真真整改起来。“那不是领导提的建议，就只是我们狱政科的科员提的。他还跟我说，让我以后多给他提建议。”刘红说。
与他共事过8年的特警队民警何绍杰也证实了他的这种“干劲儿”。汤洪林心里似乎有一种朴素的责任感。他曾经在一次前往新疆执行任务时，对48小时的硬座和难耐的高温毫无抱怨，一边安慰着有点坐不住的何绍杰，一边拿出资料仔细研究。他唯一对抗高温的武器就是一条搭在脑袋上的沾了水的毛巾。
有一种说法是，汤洪林“对讲机24小时不关”，他的妻子杜明英证实了这一点。在家里，汤洪林去洗手间时，会把对讲机声音调大一些，防止自己听不到。
汤洪林就像一台永远不会停止奔跑的机器。直到3月7日傍晚，随着脑部血管的骤然破裂，这架“机器”轰然倒塌，再也没能站起来。
死神突然降临
刘红怎么也没想到，她再见到汤洪林时，他已经躺在重症监护室里。
汤洪林最后的清醒时刻是与民警郑思源一同度过的。3月7日下午5点40分左右，郑思源和汤洪林约好了在巴中市的财富广场碰面，一起去谈支部活动的场地事宜。汤洪林看着比平时憔悴，郑思源问他“有啥情况吗？”汤洪林回答了一句“头晕”。
两个人没说上几句话，汤洪林突然蹲了下去，捂着头。郑思源伸手一探，“他的额头发汗了，虚汗”。郑思源赶忙扶着他去几十米之外的诊所。
诊所的大夫开了治疗神经性头痛的药物，但是刚服下，就被汤洪林全部吐了出来。郑思源赶紧给杜明英打电话，打车将汤洪林送到大医院。
在路上，郑思源和杜明英两人陪着汤洪林。他有气无力地对郑思源说：“郑哥，我们今天肯定过去不了。”汤洪林嘱咐郑思源改天再跟合作方约时间。
谁都没曾想，那竟是汤洪林有自主意识时说出的最后一句话。
等到了巴中市人民医院，不用医生多说，郑思源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在CT室外的设备里，看到血充满了他脑壳”。
“他疼得全身冒汗，但都没出半声儿。”郑思源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汤洪林一贯如此。2006年4月，汤洪林带队押着一名服刑人员到一监区关禁闭，到监区后，听到监区里声音嘈杂，汤洪林赶紧上前，发现有服刑人员赖在床上不参加集合点名。
“老子有艾滋病，就算死，也要拉上几个垫背的……”据当时在场的民警回忆，服刑人员喊叫着这句话。
在先劝说、后警告无效的情况下，汤洪林毫不犹豫地冲上去，对该服刑人员采取制伏行动。服刑人员很快被控制了，但在行动中，该服刑人员在汤洪林的左手背抓出长长一道口子。
汤洪林没有告诉同事和家人，自己去医院诊疗，第二天他照常出现在单位。同事们看到他手上缠着纱布，问他怎么回事，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回答说，在监区被服刑人员抓了下。直到一个多月后，医院通过艾滋病病毒检测，确认排除感染风险。前后花了2400多元的医药费，汤洪林也没有向单位申请报销。杜明英是差不多两个月后，才从汤洪林同事口中得知了这件事。
从警17年，与他参加工作时间差不多的人有的已获得过近10次“优秀公务员”，汤洪林只得过3次。何绍杰说，不是汤洪林不优秀，而是他身为特警队长时，每次推选，他都不许别人选自己。
那天傍晚与郑思源的行程是3月7日中午刚刚定下的。出门谈合作的时间已是下班时间。若是他称不舒服改变行程也不会有人苛责，可他没跟郑思源提过半句难受。
3月7日傍晚汤洪林下班后，匆匆地回家拿了一趟东西才去见郑思源。在前后不到一分钟里，母亲坐在客厅看着儿子回来后又马上出去了。“等你吃饭不？”“我外头有点事。”这成了母子间最后的对话。
服刑人员为他自发组织追思会
如果汤洪林还活着，他的生活本该称得上美满。
小儿子今年8月将满两周岁，大儿子正在上初中。他与妻子关系和睦，几乎没红过脸。两人的工作都很稳定。
如果说汤洪林的生活中还有烦恼，那就是母亲的身体不大好，以及他负责的六监区还有很多工作要完成。
在过去的10个月里，他已经慢慢习惯了那里的工作节奏。个别难管的服刑人员对他很是服气。比如一名之前闹过3次绝食、两次吞针的服刑人员，汤洪林来了之后做了很久工作，感动了他。汤洪林去世后，这位服刑人员几次落泪。现在，他的刑期即将结束，他还等着出去后，能帮衬一下汤洪林留下的一家老小。
汤洪林去世后，很多人觉得自己才刚刚开始认识他。平时在领导面前不声不响的汤洪林，他的一些生前小事让巴中监狱监狱长、与汤洪林共事不到一年的陈建川流下眼泪。汤洪林的追悼会上，已经调走了六七年的汤洪林的老上司也特意赶来，50多岁的男人“哭得稀里哗啦”。汤洪林与他的交集，只是在多年前给他开过两年车。
服刑人员为他自发组织了追思会，很多人哭了。其中有的人，汤洪林跟他们一起打过篮球；有的人，汤洪林主动询问过他的身体情况；有的人，汤洪林叮嘱着让他干活儿时换上舒适的T恤衫。
已经刑满释放的张某（化名）为了接受此次采访还专程跟领导请了两天假，一大早从自己所在的地方出发，赶到自己服过刑的巴中监狱。他跟汤洪林相处的时间不长，但是他记得，每次汤洪林找他谈话，都会主动请他坐下，给他倒杯热水。对没钱也没有家人探望的服刑人员，“汤监区会拿民警那边的洗漱用品给他们”。
汤洪林总跟年纪还轻的他说：“好好改造，出去了找个稳当工作，找个老婆，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张某为了他，愿意重回监狱这个伤心地。“他没架子，做什么都认真”。
朋友、同事都知道他进了监区就“装酷”。但是在监区外，他“阳光”“温暖”“细心”，总喜欢把近来心情不好、工作不顺或是家在外地没有朋友的同事叫到家里，亲手给他们炒点小菜。就连陌生人，汤洪林都经常去照顾。有一次，他在住院时，看同病房的一家人因没钱只能啃馒头，就掏了200元送给对方。
由于工作太忙，汤洪林有很多事没来得及做，就突然离开了。他曾答应何绍杰要跟他一起去做爱心服务，答应媳妇要带着生病的小儿子去重庆做手术。
有一件事在他离世后完成了。他在多个场合跟刘红、杜明英等表达过，希望死后能捐献自己的身体。他从来不玩游戏，视力极佳。刘红曾记得，他还感叹过这双眼睛是上天给自己的礼物，他死后要把这份礼物送给别人。
“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刘红哽咽了。
汤洪林的眼角膜如今在一位27岁的法医和一个7岁的小男孩眼中。只有杜明英和刘红等人知道，在巴中这样一个民俗里讲究要“留全尸”的地方，汤洪林的母亲同意捐献角膜是多么艰难的决定。
汤洪林将自己人生的大部分岁月付与高墙电网。从他生前的种种细节看来，他对这身警服的感情颇深。他的亲人和多位同事、朋友都向记者表明，他最在意自己的警服，总是时刻弄得精神、板正。
现在，他的警服依然挂在家中的衣柜里，小儿子直到现在还会指着警服喊爸爸。在这个一岁半小孩的眼里，爸爸似乎没有离开。距离他们家不足百米的监狱大院里，有很多穿着警服走来走去的人，小孩子会在下班的时候站在窗口对着他们叫“爸爸”。只是，从3月7日那天起，再也没人能够回应他稚嫩的呼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