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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的人会发现，王超的手一直有些微微抖颤，有人曾告诉他这样一双手搞不好焊接。
在7月15日于云南举行的“世界青年技能日主题活动暨技能中国行”活动现场，王超拿着电烙铁携带着微小而圆润的焊锡熔珠，在一集成电路主板上划过，焊锡便自然均匀地分布在主板上的芯片引脚上。这块仅4 平方厘米的芯片上密密麻麻分布着216只引脚，每只引脚仅有头发丝般粗细，引脚间距不到0.5mm。
在这上面焊接，一如外科医生给芯片“缝针”。目前王超所在的昆明铁路局3万多名职工中，也只有他这位35岁的车辆电工能够完成这一“绝活”，也因此“绝活”每年能为公司节约芯片检修费约150万元。
像王超这样的高技能人才，不仅是昆明铁路局的“香饽饽”，也是国家的“紧俏人才”。据《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预测，2015年和2020年技能劳动者需求将分别比2009年增加近1900万人和3290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需求将分别增加约540万人和990万人。
近几年来，我国技能劳动者的求人倍率一直在1.5以上，高级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达到2以上的水平。至于如何炼出高技能人才，高级技师耿家华认为，“高技能人才不仅仅是个名词，它其实是一个过程，一点一滴日积月累的过程，没有捷径可以走。”
1984年，16岁的耿家华进入昆明重机厂的第一天，带他的师傅便递给耿家华一块巴掌大的废铁料和一把旧锉刀，让他从锉这坨废料开始练习。半个月间，耿家华的手数次磨破，废料也被锉得只剩下指甲壳般大小，当他高兴地拿给师傅看时，师傅随手把它扔进了废料箱，又给了他一块巴掌大的废铁料，让他继续锉。
“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只有硬着头皮干。”在进厂的一年里，耿家华基本上都是这般“锉”过去的，基本功也是这般“磨”出来的，“你磨它，它磨你，磨着磨着，性子也就磨平和了，人也转化了，慢慢发现其中的乐趣。”
乐趣，对于杭州技师学院教师、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冠军杨金龙来说，的确很重要。“我上学前都没有摸过汽车，但一碰到各种颜色的油漆我就着魔了。”1994年出生于云南省保山市一户农民家庭的杨金龙，初中毕业后便去了保山技师学院学习汽修，后又到杭州技师学院学习汽车整形与涂装。
有时，杨金龙会把自己关在寝室一整天专心琢磨一个问题，也曾为调出一种汽车油漆颜色在训练场一连待上9个小时，他曾花4个月去练习手工砂纸打磨的力道和运动节奏。
听起来虽苦虽累，但杨金龙却乐在其中，“因为喜欢做这件事，所以就会一头钻进去，再苦再累也能从中找到乐趣和成就感。”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技能大师们在回望自己成长的历程时，强调最多的，要么是“爱一行干一行”，抑或“干一行爱一行”，看来没有“爱”是不够的，但仅有“爱”也是不够的。杨金龙在种种比赛和实习中也逐渐意识到，要不断提高技能，就要依靠先进的设备来不断学习新技术。
云南交通技师学院院长杨经元也意识到这一点，并在2013年咬牙投资4500万元，以“德国标准”在学校建设了宝马训练中心。如今，不少从宝马训练中心走出去的学生不仅在毕业前就已被“预订”，更是拿着过万元的工资。
“作为办学者，我认为要培养高技能人才，首先要把握国家政策的变化、产业的调整等，不仅要‘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看国家最需要什么人才，然后在专业设置上与之对接。”在杨经元看来，新能源汽车是个有前景的产业，于是不仅设置了新能源汽车专业，也主动与宝马等汽车企业进行对接，将与汽车相关的先进设备和技术引进学校。
“没有技术就没有人才，我们要想培养高技能人才就一定要掌握最新技术，所以我们的理念就是进校即进厂，培养出来的学生毕业后立即可上岗。”杨经元说。
尽管如此，在王超看来，真正的技能大师多是在工作岗位中练就而成，“技能大师不是仅靠教就能教出来的，学校只是个开端，等到了工作一线，去直面各种各样的问题，才能得到更多的锤炼和成长。”
但让耿家华担心的是，“现在很多新来企业的毕业生动手能力很强，综合素质也不差，但往往在工作岗位上干不久就撂挑子了，坚持不下去。”对此，耿家华认为，这种情况需要企业给青年技能人才一种强有力的引导，“引导他们一步步解决问题，让他们从中找到成就感，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所在，让他们爱岗敬业，才能去继续钻研探索。”
“就我个人而言，我的成长是离不开单位的培养和支持的，我需要什么，单位都尽可能提供给我。”王超说。据了解，王超所在的昆明铁路局，会定期开展技师、高级技师评价工作，开展技术比赛岗位练兵活动，并建立职工培训考核与使用待遇相关联的一体化管理机制等。
云南白药集团人才发展经理梅俊林认为，企业能否接过培养高级技能人才的接力棒，与企业自身的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密切相关，同样也离不开国家层面的支持和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