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心的人会发现,王超的手一直有些微微抖颤,有人曾告诉他这样一双手搞不好焊接。
在7月15日于云南举行的“世界青年技能日主题活动暨技能中国行”活动现场,王超拿着电烙铁携带着微小而圆润的焊锡熔珠,在一集成电路主板上划过,焊锡便自然均匀地分布在主板上的芯片引脚上。这块仅4 平方厘米的芯片上密密麻麻分布着216只引脚,每只引脚仅有头发丝般粗细,引脚间距不到0.5mm。
在这上面焊接,一如外科医生给芯片“缝针”。目前王超所在的昆明铁路局3万多名职工中,也只有他这位35岁的车辆电工能够完成这一“绝活”,也因此“绝活”每年能为公司节约芯片检修费约150万元。
像王超这样的高技能人才,不仅是昆明铁路局的“香饽饽”,也是国家的“紧俏人才”。据《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预测,2015年和2020年技能劳动者需求将分别比2009年增加近1900万人和3290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需求将分别增加约540万人和990万人。
近几年来,我国技能劳动者的求人倍率一直在1.5以上,高级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达到2以上的水平。至于如何炼出高技能人才,高级技师耿家华认为,“高技能人才不仅仅是个名词,它其实是一个过程,一点一滴日积月累的过程,没有捷径可以走。”
1984年,16岁的耿家华进入昆明重机厂的第一天,带他的师傅便递给耿家华一块巴掌大的废铁料和一把旧锉刀,让他从锉这坨废料开始练习。半个月间,耿家华的手数次磨破,废料也被锉得只剩下指甲壳般大小,当他高兴地拿给师傅看时,师傅随手把它扔进了废料箱,又给了他一块巴掌大的废铁料,让他继续锉。
“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只有硬着头皮干。”在进厂的一年里,耿家华基本上都是这般“锉”过去的,基本功也是这般“磨”出来的,“你磨它,它磨你,磨着磨着,性子也就磨平和了,人也转化了,慢慢发现其中的乐趣。”
乐趣,对于杭州技师学院教师、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冠军杨金龙来说,的确很重要。“我上学前都没有摸过汽车,但一碰到各种颜色的油漆我就着魔了。”1994年出生于云南省保山市一户农民家庭的杨金龙,初中毕业后便去了保山技师学院学习汽修,后又到杭州技师学院学习汽车整形与涂装。
有时,杨金龙会把自己关在寝室一整天专心琢磨一个问题,也曾为调出一种汽车油漆颜色在训练场一连待上9个小时,他曾花4个月去练习手工砂纸打磨的力道和运动节奏。
听起来虽苦虽累,但杨金龙却乐在其中,“因为喜欢做这件事,所以就会一头钻进去,再苦再累也能从中找到乐趣和成就感。”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技能大师们在回望自己成长的历程时,强调最多的,要么是“爱一行干一行”,抑或“干一行爱一行”,看来没有“爱”是不够的,但仅有“爱”也是不够的。杨金龙在种种比赛和实习中也逐渐意识到,要不断提高技能,就要依靠先进的设备来不断学习新技术。
云南交通技师学院院长杨经元也意识到这一点,并在2013年咬牙投资4500万元,以“德国标准”在学校建设了宝马训练中心。如今,不少从宝马训练中心走出去的学生不仅在毕业前就已被“预订”,更是拿着过万元的工资。
“作为办学者,我认为要培养高技能人才,首先要把握国家政策的变化、产业的调整等,不仅要‘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看国家最需要什么人才,然后在专业设置上与之对接。”在杨经元看来,新能源汽车是个有前景的产业,于是不仅设置了新能源汽车专业,也主动与宝马等汽车企业进行对接,将与汽车相关的先进设备和技术引进学校。
“没有技术就没有人才,我们要想培养高技能人才就一定要掌握最新技术,所以我们的理念就是进校即进厂,培养出来的学生毕业后立即可上岗。”杨经元说。
尽管如此,在王超看来,真正的技能大师多是在工作岗位中练就而成,“技能大师不是仅靠教就能教出来的,学校只是个开端,等到了工作一线,去直面各种各样的问题,才能得到更多的锤炼和成长。”
但让耿家华担心的是,“现在很多新来企业的毕业生动手能力很强,综合素质也不差,但往往在工作岗位上干不久就撂挑子了,坚持不下去。”对此,耿家华认为,这种情况需要企业给青年技能人才一种强有力的引导,“引导他们一步步解决问题,让他们从中找到成就感,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所在,让他们爱岗敬业,才能去继续钻研探索。”
“就我个人而言,我的成长是离不开单位的培养和支持的,我需要什么,单位都尽可能提供给我。”王超说。据了解,王超所在的昆明铁路局,会定期开展技师、高级技师评价工作,开展技术比赛岗位练兵活动,并建立职工培训考核与使用待遇相关联的一体化管理机制等。
云南白药集团人才发展经理梅俊林认为,企业能否接过培养高级技能人才的接力棒,与企业自身的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密切相关,同样也离不开国家层面的支持和引导。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孙庆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