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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以下简称北大医院）儿科主任姜玉武至今还记得，他给一个普通患者很认真地看完病以后，这位患者又拿出了10个在不同医院看过的病历本对他说：“姜大夫，您说的和一个大夫说的一样，但是和另外几个大夫都不一样，我应该相信谁？”姜玉武感慨道：“在儿科，这种浪费资源的现象非常严重，一个病人反复看10位医生，就意味着他占用了其他9个病人的医生资源。”
2016年11月，第十届中国医院院长年会上发布的《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显示，我国儿科医生缺口达86042名。姜玉武表示，“我国的儿科医生跟患儿的比例相对较低，平均每千人有约0.5个儿科医生，但是发达国家一般都达到每千人约1.5个儿科医生的水平。”
盘活现有儿科医生的资源可以应急
2016年，教育部、国家卫生计生委支持中国医科大学、重庆医科大学等8所高校恢复儿科专业。今年，包括首都医科大学、西南医科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南方医科大学等20所高校都新增了儿科医学本科专业的设置，西南医科大学今年计划招收70名儿科专业方向的学生。
1999年，我国各大医学院校不再直接招收儿科本科生，变为研究生阶段才细分出儿科专业。由于儿科医生职业风险高、薪酬待遇低，研究生毕业后选择去儿科的比例很低，从1999年到2015年，全国儿科医生仅增加了5000名。
未来，国家将扩大儿科医学招生规模，到2020年，每个省至少有1所高校举办儿科学本科层次专业教育。
“从医学院设立儿科医学系，到第一批5年的本科生毕业，再进行3年的规范化培训正式步入儿科岗位，最快也要8年，但是病人不能等。”姜玉武认为，其实“儿科荒”有很多水分，“如果能加强分级诊疗，盘活现有儿科医生的资源，就可以大大缓解目前各大公立医院儿科繁忙甚至拥挤的状况。”姜玉武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表示。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没有特别合理地使用现有的、很珍贵的儿科医生资源。”姜玉武说，“现在所谓的‘儿科荒’是指一些专科的疑难杂症看病难，而有实力诊治这些疑难杂症的专家、教授却不得不花大量时间看一些规培毕业生（相当于医学生毕业3年——记者注）就可以治疗的病，那么势必会耽误这些专家诊治疑难杂症的时间。”北大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齐建光曾在本院的普通儿科门诊做过调查，调查显示60.2％患儿的疾病都可以在初级医疗机构就诊，并得到适合的治疗，不需要到三甲医院。
因此，我国目前所推行的分级诊疗措施对于缓解“儿科荒”具有重要意义。
齐建光曾经在云南进行了一次儿科医师的培训，据她介绍，弥渡县作为一个拥有30万人口的县城，只有11名儿科医生，而在医疗资源最为集中的县医院，去年才刚刚开始有儿科门诊。
基层医疗结构儿科接诊能力的严重不足，逼着患者家长即使孩子是小病也要去三甲医院就诊，使得有儿科设置的三甲医院儿科诊室人满为患成为常态。
如何提高基层全科医生接诊儿童患者的积极性
北大医院的儿科作为北京市第一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儿科专业培训基地之一（另外两家是北京儿童医院和首都儿科研究所），现在会对轮转的全科医生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儿科培训。
齐建光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个合格的全科医生需要可以诊疗常见病，会识别危急重症，同时还有能力初步处理危急重症。”
“目前，社区全科医生接诊儿童病人和不接诊儿童病人的收入是没有变化的，但是多看一位儿童病人意味着医生增加了付出和风险，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因此，大部分全科医生对看儿科病人（这件事），没有很高的积极性。”齐建光解释说。
针对很多全科医生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接诊儿科病人的现状，齐建光等北大医院的儿科专家也专门组织了项目对全科医生进行培训，但是也许是因为没有相关的激励机制，齐建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全科医生们的积极性并不是特别高。”
姜玉武认为，政策对社区全科医生或者乡村医生的扶持应该通过竞争机制，根据其签约服务的人群数量和服务的最终质量来实现。他介绍道，比如美国的社区医生每月并不领取固定工资，因为一个社区医生服务的好坏可以通过签约病人的人数反映出来，医生口碑好、技术过关、服务热情，签约的人数多，所服务的对象健康水平高，往大医院转诊少，那么他的薪酬也会相应增多。
此外，在姜玉武看来，加强各级医生的分级培训，尤其是基层医生的培训，尽快提升各级医生、尤其是基层医生水平，是缓解看病难的最关键点——也就是分级诊疗体系中基层医生能接得住。由于政府的继续教育资源、能力尚不足以完成所有的培训任务，因此，充分发挥企业以及来自各种社会力量、资源举办各级医生培训和交流活动，是重要的补充。相关部门可以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加快各级医生的水平提升，而不应该过度限制。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刘昶荣 齐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