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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8月10日上午，北京儿童医院呼吸二科主任医师赵顺英在不到6平方米的诊室内连续问诊了21名患儿，他们全部来自外地。从8点到12点，52岁的赵顺英只起身洗过一次手，喝了半瓶水。她是全国知名专家，暑期很多家长带患儿慕名而来。
夜幕降临，北京儿童医院门口的水泥地变成了一片露天通铺。13岁的齐可靠70岁的姥爷背进医院，前来治疗原因不明的剧烈头疼。他们来自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因为对预约挂号不甚熟悉，一家人选择在医院附近露宿彻夜等候。不少从外地来京看病的家长为了节省旅费在北京儿童医院门前的水泥地上露宿，更重要的是这里离医院足够近。
随着暑期来临和高温天气的持续，北京儿童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等儿科医疗机构迎来就诊高峰期。无数家庭从全国各地奔向坐拥国内顶尖儿科医疗资源的北京。
北京儿童医院呼吸二科病房里，一上午门诊过后，有五六个孩子住院观察。病房护士长介绍，这里的病房设有34个床位，平日会加床到41张，依然难以满足来自全国各地的患儿需求。作为我国创建早、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年门诊量300余万人次，其中约半数患儿来自外地。
20多天前，43岁的牛女士通过剖宫产生下第二胎，然而这名刚出生的女孩儿比一般婴儿瘦小，少哭闹，反应慢，手指蜷缩，济南的医生无法确定其病因。她只好将15岁的大女儿留在济南老家，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北京儿童医院新生儿特需门诊为小女儿求医。新生儿内科主任医师杨彩云为孩子检查后，认为有很大概率是疑难杂症。杨彩云说，二孩政策开放后，“很多患病的新生儿都跟父母高龄生育有关。”
“抽了抽了，孩子抽了！大夫您快帮忙看下这到底咋回事！” 晚上10点半，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医生王龙刚从近4个小时连续问诊中抽出时间喝口水，一位父亲抱着孩子冲了进来，母亲和奶奶紧跟在身后。王龙迅速冷静地开始为患儿检查。
晚上10点半门诊结束后，全天候开放的急诊科迎来就诊高峰。晚12点至早8点，有时能挂出300多个号。“干急诊的心理承受能力一定得很强。”一名在急诊工作了3年的护士说。医护人员在每天8个小时的值班期间，常吃不上一口饭，500毫升的水要喝四五瓶。
首都儿研所附属儿童医院呼吸内科特需门诊接待的病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发热、咳嗽、感冒等在初级医疗机构就能得到合适治疗的病症，“让专家看看才踏实”。也有从外地赶来的患儿家长反映在当地无法买到处方上的药物，不得不定期往返于家乡和北京之间。
床位紧张，许多病房无法为家长提供陪床床位，实在特殊的病人，只能在院内感染风险控制下，找来椅子、马扎，让家长暂时守在孩子身边。首都儿研所附属儿童医院的ICU（重症监护室）因治疗要求不允许家长陪护，许多患儿家长不放心，带着行李轮流守在门外，等待病情出现转机。
8月8日12点半，首都儿研所呼吸内科特需诊室里，48岁的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曲东在接待完上午的28名患者后，依然不断有拿着检查结果的患儿家长敲门进入诊室。1993年大学毕业后，她和9名同学一起进入首都儿研所附属儿童医院工作，现在只有包括她在内的两人留了下来。
根据2016年11月首次发布的《中国儿科资源状况白皮书》，我国儿科医生缺口达86042名，优质儿科资源紧缺。在广东、吉林等14省，儿童专科医院只有或不足两家。
来自医学世家的曲东曾听母亲说起医学界的一条谚语：“宁看十男，不看一妇；宁看十妇，不看一儿。”儿童无法像成人一样自主参与治疗，而曲东认为这正是儿科的魅力：孩子的反应不会骗人，“他们甚至会照顾大人的感受”。现在，她和家长沟通时更加注意了解患儿自己的意见，“陪伴”和“倾听”成为她和越来越多患儿家长之间的共识。
曲东喜欢孩子，在不断“和死神PK”的过程中她看到了孩子的生命力。她说，如果不是真的喜欢，在这一行坚持下来绝不容易。
从业30年的主任医师赵顺英最初也做过成人的医生，“成人直接沟通，儿科要通过家长，而家长的预期和关注点常与医生不同，需要医生付出更多耐心。” 她认为医患纠纷难以避免，但绝对不是主流。“比起早些年，现在患者家长的家庭层次、医学素养等都在提高，社会的关注度和介入度也在增加。”
近年来，北京儿童医院通过组建全国儿科医疗联合体、跨省托管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率先实施非急诊挂号全面预约等措施，完善全国儿科服务体系建设。
在首都儿研所附属儿童医院，患者在手机上可以提前3个月挂号。一些外地患者通过手机预约后，定期复诊只需来京停留一两天就能解决。
据介绍，北京儿童医院集团于2014年建设远程会诊中心，让“医生移动，病人不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医院床位紧张的问题。
“人和人只要认真付出，真诚相待，对方一定能感受到”，曲东说。在北京市医院管理局组织开展的“相约守护”医患互换体验中，不止一个儿科医护人员对来自社会各界的体验者表达了相似的信念。在儿科医院、患儿家属为了改善医患关系不断努力时，整个社会也在了解、记录医务工作者的工作状态和真实感受。儿科病房正在悄悄发生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