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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医院、名专家的诊疗名额往往“一号难求”，加价倒卖专家号的“号贩子”早已屡见不鲜。虽然各大医院也在加大打击力度，但“号贩子”仍屡禁不止。有媒体发现，“号贩子”通过招收兼职人员，用“新面孔”通宵排队，俨然形成了一条“灰色产业链”。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4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1.0%的受访者坦言通过“号贩子”买过专家号。69.1%的受访者指出大医院医疗资源不足，导致看病难问题依然凸显。89.8%的受访者认为“号贩子”对医疗秩序产生了不良影响。要治理“号贩子”，68.2%的受访者希望在挂号时增加身份核实程序。
51.0%受访者曾通过“号贩子”购买专家号
“当时老家的医院说病情紧急，最好到北京的大医院看看，不能耽误。我们一家人就火急火燎地赶到了北京，但什么都不懂，想挂一周内的专家号，都没有了。”青岛市民孙建祥（化名）讲述，“出医院的时候，听到号贩子在路边小声地喊‘有专家号’，我跟他一打听，就被拉进附近的肯德基店商量了”。
半年前，郑州女士梁苏（化名）的乳腺上长了个东西，不知是什么情况，就想来北京看看。“当时托北京的亲戚提前一周在网上挂了号，如果特别急的话也会考虑找号贩子的”。
“每次去那几家三甲医院，都能听到号贩子吆喝。”在北京上学和工作有5年之久的廖红（化名）平时都在网上挂号平台挂号，提前一到两周，基本都能挂到。“那些火爆的医院科室和大夫的号不太好抢到，但早点挂应该问题不大”。
本次调查中，51.0%的受访者称自己曾通过“号贩子”买专家号，49.0%的受访者没有买过。
人们会在什么情况下通过“号贩子”购买专家号？调查显示，56.2%的受访者会在病人病情紧急时求助于“号贩子”；48.8%的受访者会在自己根本挂不上号时找“号贩子”；35.6%的受访者会在实在没时间排队挂号时找“号贩子”。
69.1%受访者认为大医院医疗资源不足，看病难问题依然凸显
记者实地考察发现，北京某三甲医院门诊楼里，还放置着今年2月份发布的严厉打击号贩子的“重要通知”，并规定建档建卡时，每部手机最多只能关联8个就诊人。医院门口的保安介绍，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有便衣警察，专门打击号贩子。但记者发现，在医院门口往西100米左右，仍有“号贩子”在不断询问：“专家号，有需要的吗？”
近年来相关部门一直在治理“号贩子”，如今这一现象有何变化？43.4%的受访者认为比以前减轻了，23.9%的受访者认为比以前更严重了，22.6%的受访者觉得没什么变化，10.2%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副教授吕兰亭说，随着医改的深入，现在挂号已经可以通过现场、电话、网络等多平台实现，挂号预约制也已经得到了极大地普及。“拿北京来说，4月8日改革到现在，到三甲医院挂专家号的难度已经得到极大的缓解”。
梁苏认为，外地人来看病，很多不懂流程，又不能在北京多待，只能找黄牛。“大家还是觉得要去大城市的大医院看病才放心，如果愿意去所在县城、地级市、省会等地的医院，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在大医院门口扎堆，黄牛现象也就少了”。
为什么“号贩子”屡禁不止？调查显示，69.1%的受访者认为大医院医疗资源不足，导致看病难问题依然凸显。其他原因还有：号贩子违法成本低、利润高（53.0%），患者对大医院、专家号有非理性追求（47.1%），以及灰色利益链延伸，相关方存在利益寻租（39.2%）。
89.8%受访者认为“号贩子”对医疗秩序产生了不良影响
吕兰婷认为，一方面，目前仍然有很多人不是特别了解预约制等改革措施，号贩子就利用这其中的信息不对称获利。另一方面，人们对“到底什么病需要到大医院、三甲医院”的认识不够，“这种专业意见应该由社区医生给出，如果在离家、离单位最近的社区医院能解决，那就不需要去大医院挤占资源”。
“号贩子”屡禁不止，极大地影响了医院就诊秩序。本次民调显示，89.8%的受访者认为“号贩子”对医疗秩序产生了不良影响，其中，46.8%的受访者表示影响很大，43.0%的受访者认为有些影响。
“医院门口聚集着号贩子，给我的感觉就是管理不正规，这让我对医院的印象也会打折扣。”廖红认为，对于号贩子，医院也有责任和义务去管理，建设好自身形象。
“现在存在的‘看病难’问题，在分级诊疗推行过程中会慢慢得到缓解。”吕兰婷认为，当下号贩子依然存在，一是说明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可以加强；二是对号贩子的治理还存在比较大的权责问题，“这件事到底谁应该管、谁能管、能管到什么程度，还不是特别清晰”。此外，还存在看病优先级的问题，有限的医疗人力资源等如何分配，“医改就是从根本上掐断号贩子存在的意义，这才是最关键的”。
要有效治理“号贩子”，68.2%的受访者希望在挂号时增加相应的身份核实程序；56.0%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制定专门治理、打击“号贩子”的办法；52.1%的受访者认为医院方应坚持零容忍常态化打击；37.9%的受访者认为患者应理性就医，降低对专家号的非理性需求。
本次调查中，36.9%的受访者来自一线城市，40.7%的受访者来自二线城市，16.9%的受访者来自三线城市，4.6%的受访者来自四线城市，0.9%的受访者来自乡镇农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