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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公里长的清河蜿蜒流淌过北京城北。过去三四十年间，这条名中带“清”的河流却一直在清与浊之间徘徊。北京市今年给这条河立下的最新整治目标是，消除黑臭。
与之相对应的治河改革是，北京市2016年底全面推行河长制。在清河流经的4个区13个镇，有17名河长共同管理这条河。由属地一把手担任河长，能更好地协调水务、环保、城管等各部门，实现高效治河。那么，河长制时代的治河，是否可以让清河还清？
工厂扩容，清河不清
与清河打交道30多年的赵祖林记得，清河的第一次大规模治理是沾了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光，当时他还是北京市河湖管理处工程科的一名新人。
那是我国第一次举办大型国际赛事，然而，距离比赛场馆不足10公里的清河却污染严重。整治清河成为亚运会开幕前的一项重要工程。
清河最大的污染源是清河毛纺厂。这家于清末洋务运动中开办的工厂在上世纪80年代扩大为3个工厂，为1.3万名职工提供就业岗位的同时，也使清河不堪污染重负。
亚运会期间，清河周边的污染大户都停工了，虽说没有了污染源，但是河里的水还是干净不起来。为了让水质看起来好一些，一台给河水补充氧气的曝气机出现在清河上，马达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河面的水被搅动起来，水花像喷泉一样溅起，河水干净了不少。
此后的清河毛纺厂在南方大批民营企业的冲击下举步维艰，生产量大幅削减，清河水质却因此出现短暂好转。
好景不长，1992年以后，建材厂、家具厂等大大小小数不清的企业、农贸市场又在清河沿岸聚集。大量小企业的进入让清河两侧的排污口再次冒出污水，黑、绿、红等各色污水滚滚入河。这样的生态让当时的清河成为“死河”。
每当西北风吹过来，赵祖林所在的清河管理指挥部大院内便“像掉进粪坑一样”。即便是在三伏酷暑，每家每户也都关着窗户，但依然挡不住阵阵恶臭。
大规模的治理在2000年再次启动，这一年，北京市政府总投资7.17亿元，建设清河污水处理厂，日处理污水20万立方米。水处理厂建设初期的数据表明，清河流域每天入河污水量约为20万立方米，恰好和污水处理厂的消纳量持平。
新世纪到来的那个夏天，赵祖林打开那扇多年夏天未曾开启的沿河窗户，没有闻到臭味。
人口剧增，清河又陷污染重围
新世纪来了，赵祖林忽然间发现，河流两岸的农田仿佛在一夜之间全部“种上了”居民楼。
大量房地产商来到了清河边，在当年许多楼盘的售楼广告中，“傍水而居”“清河清流”等口号被印成宣传单上最大最吸引人的字体，大肆宣传。仅天通苑一个居住区，人口就达到了40万。
河边居民王敬存2000年前后买下清河边的房子，就是被广告中的清澈河水打动的。“宣传广告上，画的是清澈的河流，河流两侧一片翠绿，房子在蓝天白云下看着特别漂亮。”
可之后数年间，他家靠河的北窗再也没打开过，“搬进来以后，清河的污染一天比一天重”。
剧增的人口让清河污水处理厂不堪重负，每天都有大量无法处理的污水直接排进河里，排水口流出泛着恶臭的黄色、黑色的污水，蚊虫在排水口聚集。
2004年，为了加强对清河的管理，赵祖林所在的清河管理所被划归地处清河边的北京市东水西调管理处，单位特意举行了揭牌仪式。
揭牌仪式那天，恶臭被吹进了管理处的院子里，几十名做了多年河流治理工作的水务工作者被熏得喘不过气。
没过几天，管理处收到了水务局要求彻查清河沿线污水口的要求。赵祖林发现，查清楚了也并没什么用，上游该排放还是排放，一点办法也没有。
污水处理厂常规运转每日能处理污水接近30万吨，而清河流域每天的污水排放量有40多万吨。赵祖林说，“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上不来，确实处理不了。”
“在2000年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清河地区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辐射区，下游是城市绿化隔离地区，不是人口稠密区，所以当时并没有再规划大型再生水厂。”北京市排水集团工作人员周灏这样解释当时的情况。
一筹莫展中，北京要举办奥运会了，清河必须抓紧还清，北京市水环境治理规划紧急调整。2006年，清河下段水环境治理工程初步设计得到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批复，当年11月8日，这项总投资约6.42亿元的工程全面开工。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前，清河流域共有清河、肖家河、北苑3座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近50万立方米，基本能够“吞”下流域所有污水。
河长来了，清河治理有了新模式
赵祖林和同事们一度满是自豪，“走过清河边时，都忍不住想告诉认识的居民这条河是咱们治理干净的”。可是北京奥运会之后不到一年，他在河道边路过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清河管理所的人，一群居民围着他和同事们发问，怎么没干净多久又脏成这样了？赵祖林说，自己没办法回答。
2000年，清河流域只有80万人口，而到了2010年，这个数字变成了290万。据测算，每增长3万人，污水处理量就会增加1万立方米。而在清河人口大量无序涌入的这些年，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却没有跟上，规划赶不上城市发展速度，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显得尤为突出。
北京市水务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清河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为45万吨，高峰期污水来水量为每日50万～70万吨，每天，少则几吨多则数十吨未经处理的污水溢出管道，直接排入河中。
再建大型污水处理厂势在必行，但要建设一座污水处理厂，从选址、施工，到管线埋设，周期很长。尤其是在建成区，按照环保要求，水厂直径300米内不能有民房，在寸土寸金的北京找一块这样的开阔地段，难度不小。
从规划到启动建设，清河第二再生水厂历时数年、五易其址，最终在三区交界的沈家坟村开建。
2016年，清河第二再生水厂投用，第一期工程日处理能力达到20万立方米。在排水集团的测算中，清河流域目前共有再生水厂4座，日处理能力超过100万立方米，可以满足现有人口需求，污水处理能力跟不上的问题得以解决。
同时，河流承载的排放压力正在减轻。2015年初，北京市开始试点水影响评价审查，涉水红线刚一划出，便卡住了清河北岸拟建的一处大型住宅区。赵祖林的同事们从新闻中了解到，一家知名公司的项目也未通过“水影响评价”，需要返工。大家都说，“这些治理手段是动真格的了！”
动真格的治理手段不止这一项。2016年，北京市全面推行河长制，17名河长共同管理清河。过去，由于产权关系复杂，治理、截污等工程单靠水务部门很难推动。现在有了属地党政“一把手”担任河长，水务、环保、城管等各个部门都能在统一的调配下更好地参与治理工作。
一条河是否干净，如今由河长负全责。今年，北京市的市、区、街乡三级河长组织体系已建设完成。各级河长将在严格的打分考核机制下开展工作，一旦发现污水、垃圾、违建等情况，都要记录在案，作为考核各级河长的依据，考核不合格，区长、镇长的工作业绩就要受影响。
在区级、镇乡级、村级河长的协同下，河长制真正实现了上下贯通，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下级河长向上级河长汇报，效率大大提高。在海淀区率先试行河长制的一年时间里，该区水环境污染问题减少了60%，清河流域的污水处理率也达到90%以上。
“河里的问题，最终都得在岸上解决。”东水西调管理处副主任钟海涛的这个经验让赵祖林很认同。
实行河长制以来，他发现越来越多“岸上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清河流域最大的北沙滩棚户区拆违还绿，北京北部最大的万家灯火家具城关张搬迁，著名的洗车一条街拆违还绿……
河里的情况“回应”着岸上的治理情况。河水逐渐还清，河岸变绿了，水里能见到游鱼，水面上飞来白鹭和野鸭，两岸迎来了晨练和散步的人群，以往大家“敬而远之”的清河，如今人流涌动了。
赵祖林偶尔会和河岸边晨练的居民聊聊天，有人对他说：“清河好不容易走到今天这个样子，可别再转回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