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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与中国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在马克思的故乡举行，对于我们思考现代社会危机与世界发展走向，进一步打开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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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4日，“延安与中国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在德国弗莱堡大学举行，中美德三国与会学者围绕延安学研究进行研讨。这是西方学术界首次举办延安专题学术研讨。
传统西方“汉学”主要研究文言文的中国，当代西方“中国学”主要关注1949年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二者之间应该有一个继往开来的“延安学”，即用学术的态度来关注和研究处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重大拐点的延安时期。延安10年（1937～1947）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特殊性超出想象，而国内学术界现有学科分类对延安历史的分析研究，国外学术界所有现代或后现代学术理论对延安历史的解读阐释，都难以深入腠理、触类旁通并令人足够信服。此次延安专题学术研讨会，以延安为样本，探讨中国人在为实现国家独立、寻找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实践中，如何初步实现中国历史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在战争环境下的融会贯通、创新转化。如今现代世界已成地球村，中国好、东方好，才会西方好、世界好；弗莱堡，瓦窑堡，延安老城，都是一个堡——“延安学”是中国的，也是国际的。
承蒙主办方抬爱，笔者应约作首场主旨演讲“延安，中国道路的逻辑起点”，从实践与逻辑两个层面，就“什么是中国道路”“为什么中国革命要寻找中国道路”“延安如何成为中国道路的逻辑起点”进行阐述。美国学者白露（Tani Barlow）则从“社会”一词在西方的产生，经由日本翻译并传播到中国的流变考辨，探讨和分析中共早期领导人接受和理解“社会主义”的历史，从思想史角度梳理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在现代中国的兴起如何影响甚至形塑了中国革命的风貌，在此基础上，她试图打开讨论延安时期新民主主义实践的新空间。她认为，延安是毛泽东的另一种诞生。
重庆大学教授李放春在其演讲中认为，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已经形成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理论自觉，1949年后毛泽东把延安经验深深地内嵌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主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就是重新回到延安时期确定的思想路线上来。德国学者施大山（Alexander Schrder）就“中国工人革命化”问题，围绕延安时期的“赵占魁运动”（赵占魁是陕甘宁边区的特等劳动英雄，中共中央曾号召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工厂企业职工“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编者注），研究公营工厂新型劳动关系与新型劳动观念的建立，以及它所带来的社会劳动生产力解放程度的问题，提出劳动具有物质与精神的二重性，认为中共在处理革命与工人和农民的关系问题上是有差异的。
上海大学教授董丽敏、德国弗莱堡大学教授史明（Nicola Spakowski）都关注延安时期“新妇女”与“新社会”的相互生成关系，指出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妇女通过参加“组织化”的生产劳动，不仅在经济领域呈现了自身劳动的价值，而且创造了新型社会生产关系，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改变了农村社会关系，实现了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的双重使命。
35分钟的主题报告加25分钟的答疑研讨，中英文交替使用，每位学者都有充分的阐释与答辩机会。弗莱堡大学汉学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也参加研讨，其问题意识、探索精神让我们几位中国学者印象深刻。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学术基点，共同的理论兴趣与历史情怀，碰撞出诸多话题来：从延安经验到中国道路，其背后的根本理念是什么？苏维埃经验与延安经验之间有何关联？延安时期属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吗？
这次延安专题学术研讨会，在马克思的故乡举行，对于我们思考现代社会危机与世界发展走向，进一步打开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
朱鸿召（文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