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当20岁的刘静侧躺在手术台上时，复旦大学中山医院内镜中心主任周平红做好了迎接第三次挑战的准备。
食管贲门失弛缓症，让刘静的贲门成了“鸟嘴”一样的形状，周边的肌肉不断地痉挛。这个食道和胃接口的部分，如同多了个“一夫当关”的守门员，试图阻止所有想要进到胃里的食物。5年前，当刘静从青岛专程前往上海求医，周平红两次尝试为她做手术，均告失败。
失败困扰了刘静5年，也困扰了周平红5年。周平红这几年一直试图找出刘静，想帮她再做一次手术，可当他联系刘静的父母，却发现对方换了手机。直到最近，周平红到青岛出诊，他让一个在青岛上学8年的助手去寻找刘静。
躺在手术台上的刘静，穿着黑色条纹病号服。她长高了不少，眉毛弯弯，嘴唇苍白，却依然消瘦——身高将近170厘米，只有不到80斤，给人的印象是“皮包骨头”。
困扰刘静的食管贲门失弛缓症，是一种罕见病，每10万人中仅有约1人发病。 周平红见过上千个这样的病人，既有出生不久的婴儿，也有扛了30多年的老人。 他们有的人肚子像个气球一样圆，有的人没法下咽食物，只能带着输液管和营养液来医院，还有的人平躺时，吃过的食物就从嘴巴鼻孔里呛出来。为了压住这些反流的食物，他们需要一次喝下一升水，甚至会引起呼吸衰竭。
周平红为这些病人做的，是POEM（经口内镜下食管括约肌切开术）手术。这种手术流程只用一句话就可以概述：用内窥镜在食管的黏膜下层打一个“隧道”，在隧道里把贲门周围的肌肉切开，让本来紧张的肌肉松弛下来。
不过，一位内镜方向的医学博士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这种描述起来简单的手术，让人感觉“如履薄冰”。“食管壁只有几毫米厚，镜子在手里就觉得不‘听话’，感觉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动刀的角度怎么也找不好、时机也不好掌握。”
5年前，当周平红在刘静身上的第一次手术尝试以失败告终时，想到这个病会影响到刘静以后的生活，他又试了一次，可还是没成功。
“因为判断错误， 没有预见小孩子和成人的食管有些不一样，我觉得对不起她。”周平红说。
这几年，刘静和她的母亲也一直在等待，在经历了两次手术失败后，他们等待着技术进步。
5年前从中山医院回来以后，为了给孩子寻求更好的办法，刘静的母亲加入了贲门失弛缓症病友群，天天看大家讨论。
在里面，如果有患者做了POEM手术，就会在名字后面加上一个字母“P”。她说，看着名字后面带“P”的人越来越多，自己却只能在晚上孩子的呛咳声中醒来，睁着眼，一直到天亮。直到最近，刘静的母亲，在微信群里看见了周平红助手发的消息，双方取得了联系。
此时的周平红，已经很少遭遇失败了。在过去，POEM手术是日本人的天下。周平红见过一些享有声望的日本医生做普通的POEM手术，大约需要1个小时。 如今，他做一台普通的POEM手术只要半小时。
在德国举行的国际消化内镜大会上，周平红曾被安排在大会上作POEM手术展示。当手术进行到最后一步，需要将 “贲门附近肌肉切开”时，意外随之出现，附近一根动脉开始出血。他很快完成了止血，还不停地讲解着手术。大会主席对着镜头，半开玩笑似地宣布周平红的手术“是上午手术演示的冠军”。
他做过的POEM手术多达上千例。他的老同事告诉记者，每天下午周平红大多是在手术室里，他左手握内镜旋钮的地方有个老茧。被周平红改进过的POEM手术术式，被一些国外医生直接称为“POEM Zhou”。
而在刘静手术失败以后，他也“不断钻研改进手术技术，研究患者，特别是儿童患者的生理解剖结构”。
8月26日手术那天，周平红的助手给刘静洗了胃。尽管刘静已经三天没怎么吃饭，当胃镜管道从胃里向外抽水时，刘静依旧无法压抑住恶心，吐了医生和自己一身的食物残渣。
刘静流着泪说想要放弃。她的母亲清楚女儿的痛苦。她说，如果第三次POEM手术失败，就带着女儿去做需要 “开胸”的“大手术”。
当天刘静的手术，是周平红的第三台手术。手术室里，周平红话不多，眼睛盯着屏幕，手指不停地旋转着内镜旋钮。
喜欢用“胆子大”评价自己的周平红，对失败并不陌生。
出生在江苏泰兴农村的周平红，算不上天资聪颖。可他有时候也像做内镜手术一样，愿意向深处去寻找“失败”的病灶，然后用“手术刀”剔除它们。
2008年，他到了美国一家医学院学习腹腔镜技术。早会上，他自告奋勇在晨会上讲自己在国内做的内镜手术。有个医生提问：用内镜切除时，有水雾怎么办？ 他想说“用吸引器吸走”。可连“suction（吸走）”这个单词都说不出来。
从那以后他的助手常常能看见，在一些国际会议上，周平红会把其他专家PPT里那些不认识的英文单词单独抄下来。下班后，再请外教给他补习英文。
17年前，周平红争取到了机会，去日本学习超声内镜技术，在日本观看了十几场内镜手术，并开始探索内镜黏膜下剥离术（以下简“ESD”），希望能够用来治疗早期癌症等疾病。
为此，他去肉联厂买了十几个猪胃练习。后来，放在他家冰箱里的猪胃都开始散发出腐烂的臭味。
找不到合适的手术器材，他就自己动手将一把内镜针刀，做成镰刀形状。3个月后，他做了当时中国的第一例ESD手术。
2007年，在中日ESD高峰论坛上，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周平红提出在国内推广ESD术式。
这个提议成了引爆点，遭到了在场很多医生的激烈反对。
在周平红同事的回忆中，“100多人的会议更像是吵架，乱得像一锅粥。”
“外科医生怕你抢饭碗，说万一剥离不干净复发怎么办；内科医生又不敢做，万一穿孔怎么办。” 她告诉记者，当时推广ESD术式简直是腹背受敌。
有医生说他在“走钢丝”，有人干脆站起来对周平红说：“像你这么做，是要闯祸的”。
但周平红却在心里开始较起劲来。
他找出一套解决穿孔的方法，用夹子和尼龙绳缝合伤口。对于穿孔，他说自己是“不怕穿，穿不怕”，微创没法解决的，“大不了做外科手术”。
周平红曾经做过一台7个小时的内镜手术。病人是一个28岁的新婚女子。她的胃从开口到出口有一大片早期癌变，“像长草皮一样覆盖了快半个胃”。
那天，手术室围了30多个研修生。很多人都明白，这可能是一场很难再见到的复杂手术。
其间，用来切割的电刀断裂两次。周平红的助手向记者回忆说：“跟了这么多台内镜手术，第一次见到刀断了，还是两把。”
“大胆”的周平红预计手术需要3个小时。可他也没想到，需要分离的“血管有那么多”。
从下午3点以后，没有人离开，所有人都陪着周平红，给他加油鼓劲儿。
晚上10点，周平红紧盯屏幕7个小时后，一块长宽将近15厘米的癌变组织从病人口中取了出来。
那两天，周平红拿饭碗时，手都在抖。他对助手说：“以后再也不做这么大的手术。”
但助手也明白，这一定是玩笑话。因为在她眼里，周平红真正享受的时刻并非在“高大上”的活动上，反而是在手术室里作一台漂亮的手术，“那是他最纯粹、最快乐的时候”。
他一个上午常常需要看80个病人，但周平红要求自己，在面对病人时总是面带微笑。他会告诉那些老病人，再有问题就直接来找他，千万不要花钱买“黄牛号”。
“病人是我们的老师，医生能取得的所有东西都来自于病人。中国人口多，病例数多，我们才能积累一些经验。”周平红说。
随着在国际上会议上，手术展示越来越频繁，周平红的手术方式开始为其他国家的医生所知。周平红没少收“洋病人”和“洋学生”。
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曾经有过一个从日本转过来的进修生。有个中国进修生跑到日本去进修内镜POEM手术，结果他的日本教授问他，你为什么要来日本，你们中国不是有DOCTOR Zhou吗？
5年前，刘静的手术失败后，她的母亲带她去过很多医院。有的医生建议直接做需要“开胸”的外科手术。有的内镜医生看病史的时候，看见是周平红签的字，就直接拒绝她说：周医生做不了的，我们也做不了。
如今，当刘静再次被推进手术室，这台手术，对周平红来说，这已经不再是一个难做的手术。
手术开始大约半个小时后，手术室喇叭传来声音，请刘静的母亲到谈话室。她说自己的大脑当时“一片空白”，害怕这是手术失败的一次谈话。
最终，麻药的效力过后，刘静睁着眼睛被推了出来。手术成功的消息，让母女俩哭成一团。而周平红说，手术结束了，他也终于可以不用对病人“感到亏欠”了。
（文中刘静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