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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白宫正考虑任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为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哈里斯有日本血统，其父是二战后驻日美军的一名海军军士长，母亲是日本人。日本投降后美军对日本的占领成就了这一对夫妻。哈里斯是亚裔在美军中军衔最高的将领，2015年被任命为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他自己似乎希望能在2018年任满卸任。白宫官员表示，哈里斯对美国驻澳大使的新岗位正在考虑中，目前尚未决定。
相关专家认为，近年来澳大利亚在支持美国亚太战略方面有所松动，派出好战的哈里斯出任驻澳大使将有助于把澳大利亚“拉回来”。而哈里斯的任期还有大半年，“新去向”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即日裔的哈里斯在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任上，与安倍关系过于热络，加上近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事故频发，美国政府和军方高层对哈里斯任内高频度使用海军兵力导致事故不断感到不满。要么提前离任，要么明年退役退休——从哈里斯去职事件，我们似乎可以窥见美日战略关系热络背后的深刻矛盾。
美日战略关系表层融洽、中层稳固
在奥巴马政府大力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美国政府任命哈里斯担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其日本血缘应该是考虑因素之一，因为日本在这个战略里担负着“西太二锚”的关键角色之一（另一“锚”为澳大利亚）。但这一因素在美日战略关系中具有敏感性，哈里斯在拿捏上颇需智慧。
笔者认为，美日战略关系，可区分为表层、中层和底层三个层次。
美日战略关系的表层堪称融洽。表层即日美之间的日常关系和所发生的日常事件，包括日本首相在美国新总统上任后，殷勤地排队等候接见，接见时双方满面微笑和热情握手；美国高官对日本防卫方面的坚定承诺；美日防长、外长的“2+2”会议确定钓鱼岛适应《日美安保条约》；美日双方的海空联合演习和两栖登陆演习……虽不时爆出美军驻日基地军人与当地居民之间的龃龉，但总的来说不影响大局。
美日战略关系的中层基本一致。这个层次的核心是《日美安保条约》。二战日本战败，美国开始对日本的全面占领。1951年9月8日，日本与美国在旧金山美国陆军第六军司令部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1960年1月，美日在华盛顿签署《日本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共同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结束日本的被占领状态。
随着日本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美日双方更强调同盟关系。1996年4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和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2012年11月29日，美国参议院全体会议决定，在201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增加一个附加条款，明确规定美国对日防卫义务的《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
以《日美安保条约》为支撑的美日军事同盟关系，体现在军事的各个方面，包括共同的军事目的、政策协调、联合训练等，其中，军事装备是关键的一环。美军向日本自卫队提供指挥控制系统，E-2C“鹰眼”预警机，F-15J、F-16战斗机，以及“宙斯盾”驱逐舰等最先进的武器装备。
当然，美国在向日本出口武器的时候，谨守美军向盟国提供武器的界限，即确保自身领先于盟国10～15年。日本自卫队在武器装备的发展上，采取的是“跟随”加“自主”两条腿走路策略，即一方面购买美军装备，同时也自主发展。例如，日本购买美军的E-2C预警机，也自主设计、由美方生产E-767预警机；日本求购美军的F-35隐形战斗机，同时日本“三菱”公司也在研制隐形的“心神”战斗机；日本购买美军“宙斯盾”驱逐舰，也自主生产“日向”“出云”号直升机航母。
美日战略关系的中层是其主导层，这个层次的一致性，随着遏制中国崛起这一战略需求的加强，会表现得更加充分；但它无法掩盖，更无法取代的是，美日战略关系在底层的深刻矛盾和尖锐对立。
美国的“珍珠港心结”和日本的“原爆心结”
日本从江户时期幕府统治的锁国政策到开国，美国起到了先驱作用。1853年6月3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两艘蒸汽船和两艘帆船驶入日本江户湾浦贺海面，由于美国舰船舰身漆成黑色，故被日本称为“黑船来航”。佩里向日本当时的德川幕府政权提出的“考试题”是：要么开国，要么开战。
鉴于自身军力处于弱势，以及大清帝国都败于西方列强，日本德川幕府明智地选择了开国。1854年3月31日，美日签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美亲善条约》，随后又签署《日美条约》和《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日本开放横滨、神户、新泻、江户、大阪等港口，承认美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等。虽然有些屈辱，但它使日本幸运地搭上了近代工业化的快车。
整个日本对西方文明非常追捧，在“文明开化、置产兴业、富国强兵”的口号下，日本迅速实现产业、经济、社会的近代化，军事实力也大为增强。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日军战胜清朝军队，从中国取得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和两亿两白银战争赔款的巨大利益。
在巨额战争利润的刺激下，日本军国主义畸形发展。八国联军侵华，日本是其中之一，获得中国的战争赔款并取得在京津一线驻军的权利。此后，日本关东军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中国东北；日本在卢沟桥的驻屯军于1937年发动“七七事变”，全面开启侵华战争。
日本之所以把对中国的侵略一直叫做“事变”，而不是由日本天皇发布“宣战诏书”，是因为顾忌美国。日本的石油和大量制造武器的原材料均依赖从美国进口，而美国的“中立法”禁止向战争当事国出口战略物资。如果日本对华宣战，美国就可能动用“中立法”，断绝对日本的战略物资供应。
也就是说，在中国面临日本的残酷侵略的时候，美国的远东政策是“借刀杀人”。一方面怂恿日本与苏联和中国为敌，镇压远东的大、小布尔什维克，一方面避免日美冲突。直至1940年10月，美国才宣布全面禁止向日本输出废旧钢铁和铁屑，实施经济制裁。当时日本的年钢产量是350万吨，而中国只有5万吨。我们无法知道有多少美国输送给日本的铁屑，变成了射向中国抗战军民的子弹。而美国之所以改变对日政策，时任国务卿赫尔在回忆录中说得非常明白：“我们认为，日本扩张主义的野心最终将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
由于中国军民浴血顽强地抵抗，侵华日军陷入与中国持久作战的泥潭。为了打破战争僵局，日本蓄意发起太平洋战争，将战争矛头直指美国夏威夷的珍珠港。虽然此次突袭的总指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明知开战之日即日本覆灭之时，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已经失去了刹车阀。
1941年11月26日，日本突袭舰队驶向珍珠港。12月7日凌晨，日本350架战机从航母上起飞，和海军战舰一起对珍珠港展开了狂风暴雨式的偷袭，美军遭受前所未有的损失：8艘战舰被击沉、188架飞机被击毁、人员死伤3500人。美国对日本侵略扩张采取的“绥靖”政策，终于结出了令自己瞠目结舌的“硕果”。
12月7日下午2时，美国国务卿赫尔得到日本突袭珍珠港的消息。2时20分，日本对珍珠港正进行狂轰滥炸，日本驻美外交人员野村前来递交日本政府的“最后通牒”，赫尔对野村说：“在50年的公职生涯中，我还从未见过如此充满虚伪的文件。”至此，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
1943年11月22日～26日，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埃及开罗举行会议并发表《开罗宣言》，明确反法西斯阵营将以促使“日本无条件投降”为共同目标。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表以“如果日本不投降，就给予毁灭性打击”为主题的《波茨坦公告》。日本拒绝《波茨坦公告》，美国遂决定按照既定方针使用原子弹，彻底摧毁日本的抵抗意志。
1945年8月6日上午8时15分，B-29型战略轰炸机在广岛上空1万米高度投下代号“胖墩”的铀原子弹，造成14万人死亡（正负误差1万人）。日本仍然拒绝投降。8月9日上午11时，美国向长崎投下代号为“小男孩”的钚原子弹，造成7万人死亡（正负误差1万人）。日本随即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上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布《终战诏书》。
日本偷袭珍珠港和美国对日实施原子弹轰炸，成为二战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也分别在两国国民中留下了影响深远的“珍珠港心结”和“原爆心结”。
日本人在美国人那里已经有了反戈一击的前科
二战结束之后，为了铭记国耻，永远牢记珍珠港事件的教训，美国在珍珠港原址建立了“二战英烈国家纪念馆”，近80年过去，当年被日军击沉的“亚利桑那号”战舰依然沉睡于12米深的海水中。当年仅“亚利桑那号”就有1177人身亡，其中有近千人的遗体仍然安息在锈迹斑驳的船体内。
珍珠港事件在美国人心理上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你只要注意那些关于珍珠港的名词，就会一目了然：数字珍珠港、网络珍珠港……珍珠港事件，在美国人心目中成了不可预知、可能造成灾难性事件的代名词。对美国人而言，二战后唯一可以与珍珠港事件相比拟的，就是“9·11”恐怖袭击。这两个事件，美国人都不惜以发起战争的方式进行复仇。
而日本虽然是二战法西斯联盟中的成员、侵略战争的发起者和战败国，但其“原爆心结”与美国人的“珍珠港心结”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千方百计利用原子弹轰炸造成的惨状，将自己打扮成战争受害者的角色，而丝毫不反省自己作为战争的发起者和加害方，对亚洲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在这一点上，作为二战反法西斯联盟成员国的美国，与日方的态度是针锋相对的。
1995年，二战结束50周年之际，当年在广岛上空投下原子弹的美国飞行员、空军退役少将查尔斯·斯韦尼，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讲中，高声喊出了“原子弹下无冤魂”的心声，“战争里没有无辜的平民百姓，每个人都在以某种方式参加了战争”，强调当年向日本投放原子弹是正义之举。
2005年，二战结束60周年之际，当年投放广岛、长崎原子弹的设计者，84岁的罗伯特·奥本海姆博士访问日本。当获悉奥本海姆博士将参观位于广岛的“源爆和平纪念馆”时，日本多家主流媒体精心设计，想诱使奥本海姆说出对日本道歉的话。
思维敏捷的奥本海姆博士立即意识到了日媒的企图，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我不会道歉，应该道歉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是他们造成了这场灾难，日军在巴丹死亡行军、南京大屠杀和珍珠港偷袭时的暴行，如果要说道德，应该先看看日军的道德。现在你们以为自己是受害者，我的那些死在日军炮弹下的朋友，难道是加害者吗？是的，这是惨剧，但惨剧的制造者是日本军国主义而不是我。”
事实上，对于日本任何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的言行，美国的态度都非常明确。对于日本极力否认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的事实，2017年7月28日，美国通过日军慰安妇决议案10周年纪念式在美国众议院议员会馆举行。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埃德·罗伊斯强调，向后人正确介绍日军慰安妇的历史非常重要。
也许有人疑惑：当前日本对美国极为恭顺，美国也要利用日本遏制中国，难道美日之间还会心存芥蒂吗？从日本人在佩里“黑船来航”时的恭顺，到珍珠港事件及其后与美军的残酷激战，日本人在美国人那里已经有了反戈一击的前科。日本人恭顺而又桀骜不驯、忠贞而又叛卖的民族特性，就是美国人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花与刀》中揭示出来的。
我们再回到开头的话题：哈里斯行将去职。作为日裔美军将领，你的血缘关系是无法改变的，但你必须具有你是美国的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清晰意识。这一点上，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骆家辉就表现得很好，当媒体关注他的华裔血统时，骆家辉明白无误地表示：“我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
哈里斯在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任上，与安倍关系过于热络，超规划使用兵力导致事故频发，哈里斯的亲日言行，被日本右翼夸奖为“日本的保护神”。这就有点过了。太平洋战区是美国军力最强的战区，目前也是最敏感、最重要的战区，在关键时刻，你是维护美国利益还是维护日本利益，那是很不一样的。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