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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学终于从他家里迈出了这一步。
老旧的家具、开裂的墙角、逼仄的空间，大门后是两年间未曾使用而生锈的锄头。邓子学置身其间，看着去年家里流转出去的15亩土地，隐然发呆。
这片土地曾扛起了邓子学一家两代六口人的生计，而如今它能承载的重量被一个简单的数字衡量——土地以每亩600元的价格流转，成为贵州省水城县新街乡大元村新建生态旅游园的一部分。
这个和土地曾亲密相依的家庭正一点点从土地分离。
1978年出生的邓子学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节奏同频共振。波澜壮阔的发展浪潮席卷中国大地，街上贴满机遇与成功的标语，遍地都是一夜暴富的神话。彼时在贵州乌蒙山深处的他，也从咿呀学语的小婴儿长成了一个热爱读书的青年。
在那个物质生活还有所匮乏的年代，父亲的15亩土地依然是富足的代名词，吸引着全村人艳羡的目光。父亲毫不怀疑，这15亩土地能够给这个家庭带来安稳的生活。
分歧点在初三那年，日益增长的学费让父亲开始对邓子学继续读书产生不满，父亲硬生生地将他从学校拽走，不顾他的恳求。
种了一辈子地的父亲逻辑很简单：“家里的土地已经能够让你有一个安稳富足的生活，为什么还要浪费那么多钱呢？”
“可是我喜欢读书，老师都说我学习好，以后会有出息。”他反驳道。
父亲生气地吼着他：“学习好能当饭吃啊，家里没钱给你了！”
这个年轻人妥协了。离开学校时他没有掉泪，但回家蒙上被子后却泪流满面。
辍学后的他开始照料那15亩土地，他能种的东西有很多，玉米、土豆等等，辛勤的劳作兑现了父亲的诺言，这家人的生活平稳且富足着。他相信了父亲的话。
即使在2000年后村里年轻人大规模地外出进厂，也没有影响到他的决定。那时，全村人都处在不安分的状态中，开往深圳和浙江的火车总是挤满了人。但他坚定地守着自己的土地。
“分离”来得毫无征兆。
看起来，15亩广阔的土地留给农作物的空间越来越少了，他劳作的身影从半山腰一点点被撵到了山顶，到最后，彻底消失。
这个靠天吃饭的农民很清楚，再这样下去，他的收入会逐年递减，而在山下的土地种植玉米本就是薄利的做法。生活一步一步紧逼，他经常会在饭后坐在树下思考良久，急切地想在这座“土地围城”中找寻一条路突围。
子女日益增长的学费也给了他压力，这几年，收入锐减的他为了让儿女读书，累积打下了5万元的借条。那几张轻飘飘的纸张已经成了他心上最重的石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当真正离开土地后，这个身材矮小的乡村能人开始发现四周的巨变。在他看来，自己这样的农民被从土地分离后，竟然实现了一种人和土地关系的“重组”。
他发现，流转的土地投入到村里生态园，平坦的土地一夜之间冒出四五个大棚。原先守着土地过一生的邻居在生态园里面除草施肥，而村里泥泞不堪的通村马路渐渐被扩宽的沥青路取代，干净的路面环绕全村。
再一抬头，路灯亮了，路边有垃圾箱了，村里的化粪池也修好了。生态园里种植着各类水果时蔬，长势喜人。种植一亩土地收获六七百元的日子正在远去，土地正在发挥有史以来最大的效益，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逐渐开始，“改革”这架大功率的机器正在轰鸣着滚滚向前。
这个中年人竟然在此刻感受到了十多年前的那份激情和冲动。
村里设施和生态园起步不久，不能全部满足所有人的用工需要，身负子女升学费用和5万元债款的他选择出外打拼两年。“既是应付当前的经济压力，也是找点本钱回来投入新村建设。”已至中年的他有些跃跃欲试。
出门前几天，邓子学赶去商议换购村里路边的一块地，嘴里止不住地念叨着。成交之后，邓子学古铜色的脸上掩饰不住喜悦的心情。
这个种植极其有手段的中年人重新发现了土地的价值。
乌蒙山深处的大元村呈现出了新的气象。村民在生态园里热火朝天地干活，村口开始有外出务工的人回来，习惯如候鸟般在家乡与打工地春秋迁徙的他们，开始着力培养下一代。村干部集体里也出现了大学生的身影。
邓子学感觉，这个小农思想弥漫的村庄里经历了一场看不见的土地革命，人们在被一点一点从土地分离之后，竟然又以另外一种方式渐渐“重组”。
他离开的那天清晨，全家人都到村口送他。这个中年人脸上显露着笑容，看了村里一眼后，他踏上了通往村外的道路。
背影渐行渐远，他又看见那15亩土地。清晨阳光投射到上面，沾着露水的草地在太阳照射下晶莹剔透，熠熠生辉。
（贵州财经大学 胡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