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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军师联盟》，戏说的是一介书生司马懿，被曹操征辟为官，陷入曹家暗流汹涌的夺嫡之争，运用谋略将曹丕送上大位并尽力辅佐，扶持士族、抑制宗室。在与诸葛亮的较量与博弈之中，两人互为对手又惺惺相惜。在垂暮之年，司马懿默默积蓄力量，忍辱负重，最终一击成功，击败政敌，奠定了结束乱世、三国归晋的基础。
而这段戏说历史的大背景，其实就是一部三国时期魏国士族的浮沉录。
前传：袁曹之争
汉末魏初，天下诸侯，若非本有一定实力的军阀，即是有社会名望与地位的名士，还有皇亲国戚。军阀者如西凉董卓、徐州陶谦，名士如渤海袁绍、北海孔融，还有刘表、刘焉等王室成员割据地方。也有诸侯出身微末，比如曹操，“赘阉遗丑”（陈琳檄文语）；吕布，晋阳一介武夫。不过他们所面临的，是同一个问题：该以什么方法平治天下？
袁绍与曹操在北方之争，实质上是寒门与豪门的斗争，是包庇士族还是打击士族政策之对决。
袁绍家族“四世三公，势倾天下”，其门生故吏遍布天下。袁绍能够被推举为讨伐董卓的盟主，说明其个人实力与地位受到了大部分士族的认可；而袁绍统一河北，任用河南河北的名士，与世家大族在某种意义上互相勾结。袁绍用人，看重出身多于能力，看重名望多于实绩。他也大兴儒学，招揽过当代大儒郑玄。另一方面，袁绍一族也“竞为骄奢”“袁族富强，公子宽放”。
反观曹操，其养父曹嵩为宦官；年少好游侠，“世人未奇之”。曹操为洛阳令时，“造五色棒，县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其严法制、不避豪强的思想，在其为政早期就有体现。
从袁绍手下投奔曹操的谋士郭嘉，说袁绍“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与郭嘉同样离开袁绍阵营的荀彧，长于治国，精于识人，在被奉为上宾时就看出了袁绍集团的核心问题，而他所关心的核心问题就是“袁绍的治理模式能不能平定乱世”。袁绍“以宽济宽”，政权腐朽；只知索取，百姓受害深重。曹操攻陷邺城，查抄审配的家产，“财物赀以万数”。有识之士都在袁绍势力达到顶峰的时候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了袁绍，这不能不说是历史时代对曹操模式的一种认同。
与袁绍“未知用人之机”相反，曹操提出了自己的用人理念，即“唯才是举”。这四个字，在三国时代分量极重。
曹操的执政理念中，核心是打击世家大族。他举兵之初，就杀掉了九江太守边让。边让其人，乃是与孔融、陶洪丘齐名的东汉名士。杀掉边让之后，张邈、陈宫投靠吕布，曹操后院起火；兖州世家大族举事，到最后曹操只剩下三座孤城。这是曹操首次与世家大族的矛盾冲突。
曹操以其出色的个人才能主导了事件的走势。他平定兖州，杀吕布，破刘备，镇关中，迎献帝于许都，从摇摇欲坠走向成功。曹操巩固地盘的同时，一步步侵削世家大族的利益，安抚民生，恢复生产。而他打击世家大族的政策中核心的一条，正是人才选用上的“唯才是举”。
“唯才是举”指的是重视才能多于德行。曹操认为，乱世则用非常法，有才能的人各司其职，才能更快地平定天下，所谓“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郭嘉乃颍川郭家旁支，为人不检点，曹操视其为心腹。“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加上一个投降的张郃，“五子良将”的出身都是如此。
另一方面，“唯才是举”还表现在打击清议、严禁周比的举措上。曹操反对袁绍的崇尚道德、重视清议，因此在占据河北后下令禁止“阿党比周”，整肃风气；当自己的势力发展起来后，曹操又杀杨修、杀孔融、放逐祢衡，对东汉以来的政治积弊做出了积极的处理。
正因“未知用人之机”，加上“好谋少断”，“外宽内忌”，袁绍集团在官渡之战中错失了多个战机；而曹操则以其坚定的意志和卓越的军事才能打败了袁绍，之后入主邺城，击败袁谭、袁尚，最终统一北方。
《求贤令》：士族归来
北方的统一，是曹操的胜利，也是曹操模式得到肯定的结果——打击士族，恢复生产，保障民生，“唯才是举”是这个历史时段的要求。当时的条件要求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北方，而非一个与士族同流合污的政权。不过问题是，曹操也无法彻底改变士族在经济和政治上逐渐坐大的情况，这也是曹魏集团在中期改变执政方针的原因。
赤壁之战北归，长江、秦岭成为封锁曹操统一天下的关卡后，如何稳固北方的社会、促进经济发展成为曹魏政权需要考虑的首要任务。而正在这时，曾经为曹魏政权打击的世家大族，又悄然来到了曹操身边。何夔在赤壁战后提出意见，认为曹操选士“用人未详其本，是以各引其类，时忘道德”，显然是在反对“唯才是举”；提拔人才应该“核之乡间”，再度向察举制靠拢；而曹操竟然表示同意。
建安十八年（公元211年），曹操最后一次颁布《求贤令》，“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与“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并列放置，在某种意义上是北方从乱世逐渐转变为治世、从打击世家大族转变为与世家大族合作的注脚之一。而正因为向世家大族靠拢，使曹魏政权逐步完成了统一北方到重新建构社会秩序的任务。随着曹氏政治地位的提高，绝大部分名士都选择暂时效忠曹魏政权。它的代价，是曹操放弃了曾经“治世之能臣”的政治理想，是荀彧的仰药而终。
世族出身的司马懿和陈群正是从这时候开始，紧紧跟随在曹丕左右的。
曹丕继位后，陈群很快提议推行九品中正制：诸侯割据，天下大乱，家族流离迁徙，名士背井离乡。为了延续在东汉时的地方风评，中央政府在各个地方设立了“中正官”，为身处异乡的名门望族进行家门和品行的评定，从而作为入朝做官的依据。钱穆先生说，九品中正制乃是曹魏实行的一项“一时之政”。此后这项政策被士族利用，成为垄断政权的重要制度保障。
九品中正制的确立表示曹魏的政治立场正式由打击世家大族转变为偏向世家大族，从而为曹丕称帝直接提供了政治资本，但也使得曹魏为自己的帝位付出了过高的代价。士族得以垄断了官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往长远看，这条当时被认为是“一时之政”开启了长达百年的门阀政治制度，各大家族兴衰无常，皇权政治出现了变态。
另一方面，在曹叡继位之后，曹氏对士族的态度由拉拢又逐渐转变为打击。北方的局面趋于稳定，使得中央可以再次发力，对士族进行打击。
魏明帝在位期间，浮华案发，明帝或免官，或斥出，肃正风气。《三国志·魏书》“诸葛诞传”注引《世语》：“是时，当世俊士散骑常侍夏侯玄、尚书诸葛诞、邓飏之徒，共相题表，以玄、畴四人为四聪，诞、备八人为八达，中书监刘放子熙、孙资子密、吏部尚书卫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势位，容之为三豫，凡十五人。帝以构长浮华，皆免官废锢。”
从某种意义上讲，明帝是借浮华案打击士族清谈的嚣张气焰。不过，魏明帝的努力最终还是落了空。曹魏的皇权，在文帝、明帝早早去世之后，彻底为士族所架空；而打击士族的一系列政策，成为高平陵政变的导火索。
大结局：高平陵政变
魏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正月，司马懿乘曹爽兄弟随魏帝曹芳外出祭扫高平陵之际发动政变，又迫郭太后下令废曹爽兄弟官职。最终司马懿以谋反罪名族诛曹爽兄弟及亲信，曹魏政权自此落入司马氏集团手中。
高平陵是魏明帝曹叡的陵寝。明帝托孤去世之后，曹爽掌握了魏国的实权，其手下的重要成员夏侯玄提出的“正始改制”。
正始改革，大概可以分为三条：一，改革九品中正制；“苟开之有路，而患其饰真离本，虽复严责中正，督以刑罚，犹无益也。岂若使各帅其分，官长则各以其属能否献之台阁，台阁则据官长能否之第，参以乡闾德行之次，拟其伦比，勿使偏颇”，使中央有直接决定中正推举的士人能否为官的权利，加强中央集权；二，去“郡”制，以为州郡并行实无益处；“若郡所摄，唯在大较，则与州同，无为再重”，他还一针见血的指出，“干郡之吏，职监诸县，营护党亲，乡邑旧故”。其三，整肃风气，提倡节俭；“车舆服章，皆从质朴，禁除末俗华丽之事”。
正始改革的三条要求，每一条都体现了打击士族的中心思想。加强中央集权，士族就失去了入朝做官的世袭权利；去郡制，使士族在地方无从与官勾结，操控选士，攫取经济利益；提倡节俭，打击了奢华的经济作风。而这段《时事议》，司马懿在表示“皆大善”的同时，也说“卒不能改”。
《时事议》是代表曹魏政权行政态度的一文，也是曹魏企图再次主导政坛的一次尝试。但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士族对此作出的反抗并非不合作的态度，而是直接政变。换言之，高平陵政变并非只是司马家的政变，而是由司马家代表的北方士族的政变，他得到了大部分士人的支持。《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引《襄阳记》：“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民心归之，亦已久矣。”
司马懿自高平陵政变后，又“案九品之状，诸中正即未能料究人才，以为可除九制，州置大中正”，进一步削弱了地方自主选人的能力，而“州中正”则让盘踞在中央的世家大族进一步掌握了选官权。而这也是司马懿掌权之后，对豪门士族作出的妥协。
高平陵政变，严格来说是一个士族理政的政变，由名门望族彻底代替了出身寒门的曹氏。这场政变由出身地方望族河内司马氏、效忠曹氏三代的托孤重臣司马懿发起，最终由司马懿之孙司马炎夺得皇权，是为晋武帝。在曹魏皇权旁落、司马氏大权在握的时候，荀彧、钟会这些名门之后，背弃了作为一名名士要坚守的节操和信仰，选择了效忠司马家。反而是出身寒门的曹氏，表现得更像具有风骨的名士。在几代皇权更替之后，高贵乡公曹髦毅然选择了以身殉国，企图用生命对司马家的压迫进行抗争。
从高平陵政变开始，主政者成为士族本身，士族本身强大的实力与风云变幻的政治共同成就了两晋门阀政治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