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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将近70年，中国科学院院士潘际銮仍然记得母校的样子。泥筑的围墙，铁皮的屋顶，还有校门上黑底白字的招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这所在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组成的联合大学，于当年11月1日正式开始授课。三所有着不同文化底蕴的高校，在炮火连天的8年零11个月里，培养出了3807名毕业生。其中，有160名成为新中国两院院士，8名“两弹一星突出贡献者”，5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2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大批人文社会学者。
今年11月1日，西南联大80周年纪念大会将在北京大学举办，由北大主办，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协办。作为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现任会长，潘际銮也忙碌了起来。除了给纪念大会“出出主意”“提提建议”之外，许多媒体也找到了他。这位已过耄耋之年的院士，半年以来，频繁回忆往事，回忆母校。
他回忆母校狭窄的校舍、简陋的校门、校外的茶馆。也反复提及那些如同“百年陈酒”一般的老师，学校里严谨细致的学风，以及“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办学理念。但这位老人更关心的，还是西南联大的辉煌，是否还能复制。
怎么当学生
“学分制，弹性学制，还有学术自由。”潘际銮一一列出西南联大的理念，他曾经试着复制过。
1993年，江西大学与江西工业大学合并，组建南昌大学。潘际銮成为南昌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在任期间，他做过一个“试验”，把西南联大的办校理念，揉进对南昌大学的教育改革中。
他首先瞄上的，是学校的学风和教风。当时，经过高考进入南昌大学的学生有两种，考得好的是公费生，考得不好的是自费生，两种学生都是四年制。
潘际銮发现，许多学生在学校不用功，“谈情说爱打球玩游戏”，什么样的都有，在学校混过4年，弄个学历就可以了。
“这么念书，差太远了。”潘际銮哭笑不得地说。
他在西南联大求学时，工科生的数学和物理，每年也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及格。潘际銮曾经是云南省高中会考的第一名，但第一次期中物理会考时，他的学号列在榜单后不及格的部分。
西南联大当时有非常严格的选修制和学分制。在学校想选什么课、挑哪位教授来教，都由学生自己决定。只不过，课程的进度不能跳着来，一门课考不过，就不能修下一个阶段的课程，要一直重修下去，直到拿到了这个学分为止。
虽然不会淘汰或开除学生，但是不及格的学生必须一直修，一直考下去。西南联大成立后共招生8000余人，其中3800名最终得到了毕业证书，另外4000多人，一部分参军去了，一部分去了解放区参加革命。还有一部分，是“修到你不愿意读了，自己走了，自然淘汰”。
严格的学分制度让学生不得不在学习上下更大的功夫。潘际銮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那时候，老师讲的内容不一定一样，考题也非常难。一个班甚至会有一半以上的人不及格。为了应付这种情况，西南联大的老师有个“老办法”，叫“开方乘十”，把所有学生的分数，都开平方后再乘以10，比如，一个学生原本是36分，开方乘10后正好是60分。用这个办法，总算保证了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学生及格。
“就是说，你听课听懂了也不行，习题作对了也不行，要把它学通了。课上讲到动力学，就要自己课下把动力学的问题都搞清楚，不局限于一本书。要把相关的知识都掌握了，融会贯通，这样考试就没问题。”他得出结论后，就开始自学，捧着中外各种物理教材，林林总总十几本书，去图书馆或茶馆，一坐一天，一本本啃下来，总算把自己的学号排到了榜单最前面的位置。
但学分制在南昌大学刚一推行，潘际銮就碰到了拦路的石头。
没法子自然淘汰，他想要开除一部分学生，没想到学生情绪激烈，最后闹到要辅导员班主任到学生家去“做工作”。学生家长也反对他，写信到教育部，要求让他“赶紧滚蛋”。
“学生不用功，学得实在不行了，考试的时候也是你抄我的，我抄你的，怎么办？”潘际銮找到了时任江西省委书记，说了自己的为难。
“不要紧，你想开除就开除。我给他安排工作。”时任领导让他放心。
潘际銮觉得心里定了，第一个学年下来，他开除了40多人，这是南昌大学历史上的第一次。
怎么当教授
尽管考试严格，西南联大的学分制和弹性学制，却得到了潘际銮“也很宽松”的评价。
按照学分制的规定，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不能补考，却可以重修，学分修满了就能毕业。由于学制是弹性的，一直修了5年、6年才毕业的学生也不在少数。有些学生，一个专业读了一两年，觉得读不下去了，可以重修其他专业的学分，只要成绩够了，经过系主任批准就可以转系。还有的学生，读着读着家里没钱了，直接休学一年半载，回来接茬往下读。
潘际銮开始在南昌大学推行学分制，但弹性学制却无法效仿了，因为，“四年必须毕业”。
他让学生一个学期进行一次考核。考得好的，自费生可以成为公费生，考得不好的，把公费生变成自费生，不再以入学时的成绩为唯一的标准。
潘际銮观察，学生的学风“马上就变了”，考试也不怎么作弊了，也开始念书了。“不念书不行，要开除的。”
只是，这个制度同样让家长，尤其是公费生的家长“非常反对”。原本是公费的学生，自费之后，每年需要交四五千元的学费。家长不干了，又一轮给教育部写信。
作为中国焊接第一人，潘际銮2002年离开南昌大学后，重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来。关于西南联大，关于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更多成了他被采访时的一段段感喟。
在潘际銮眼中，当下一些大学的校风，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属于学生，更属于老师。
历史学者胡邦定是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历史系的，离校70多年后，依然对当年那些老师的教风念念不忘。当初校园里有风范的大师，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个群体”。
他在文章中回忆，到抗日战争后期，老师的生活比学生更苦。闻一多穿着的灰布长袍是别人给的，朱自清披着一件“赶马人的披肩以御寒”。他亲眼见过吴晗提着一个菜篮子在市场里转悠，“找最便宜的菜买”。战争期间，物价不断上涨，多数老师都是拖家带口的，日子十分艰难。
就在这样艰难的8年里，华罗庚完成了《堆垒素数论》，冯友兰做了“贞元六书”，金霖写出了《知识论》《论道》。物理学者吴大猷，干脆把北大的大型摄谱仪零件都搬来了云南，在一个破庙里把仪器装好，领着团队继续做研究，写出了《多元子质结构及其光谱》，那是一本“世界物理方面的高水平著作”。
潘际銮也想用西南联大的教育教学理念，解决当下高校的教风问题，但他发现，行不通。
“有人问，能不能现在把清华、北大、南开的最优秀的教师，再合并到一个学校里去教书。但西南联大是不可能复制的，时代背景不一样，人的思想不一样，政策不一样。”他说。
他眼看着有的老师“就想着赚钱”，不热心搞研究工作，忙着在外面讲课，“200元一小时”，一个星期10堂课讲下来，就是2000元，比工资还划算。
还有一些老师，比起学术，更热衷于搞活动。
“教授本来该是做学问的。”潘际銮叹息。
不止一个人问过潘际銮，西南联大的教育成就为什么无法复制。这位不合时宜的老派院士，也时常思考这个问题。
“也许需要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改变，才能改变教育制度。”他说。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张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