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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室里的声音千奇百怪。有时是礼貌的“你好，希望热线”，有时是一段沉默后憋出的一声“我很难受”，有时是开门见山，直接说事。有“像从幽灵世界里传出来”一样，让人不寒而栗的女声，也有因和女友分手夹杂着哭泣的男声。各式各样的问题顺着电话线爬进“希望24热线”的接线室，让人感觉一团糟。
但是李勇生觉得，那里才是自己更能掌控的世界。
他是天津“希望24热线”的接线员，也是一位盲人。自从10岁那年在一场事故中磕瞎眼睛后，他在现实中就经常摸不到方向，直到现在还会偶尔“哐当”一声撞在门上，或在摸索中打翻自己面前的水杯。只有每天在接线室值夜班的10多个小时里，他顺着电话线爬进那个混乱的世界，觉得自己是那儿的主宰者，让混乱变得清晰。
这条2012年开通于上海的24小时热线，至今已经在包括天津在内的28个城市开通服务，到现在，全国志愿者中只有两位盲人，他是其一。
在接线员马媛眼里，李勇生“特别厉害”，电话没通多久，就能大概判断出对方的年龄、籍贯和职业。有个性格狂躁的女孩，依赖“希望24热线”，不分场合地打。其他志愿者往往都因“一句话捅到她神经”，被骂得狗血淋头，李勇生却能根据电话里的环境音，判断出她在买菜，蹦迪还是坐公交，根据场景挑选合适的话题。在他的想象中，这个女孩长相挺漂亮，“比较瘦、头发稀少”。
“胖人声带厚，无论平时声音有多细，厚音都会比较浊，瘦人相对声音发轻。”李勇生爱研究声音。弟弟回家，走路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上街找饭店，就得顺着炒菜声、啤酒瓶撞击声走；拍下手掌听听回声，就能判断出空间有多大。
研究声音最开始是为了生活、工作。双目刚刚失明的那半年，曲艺、音乐也曾经陪伴他度过日夜颠倒的日子。他爱听单田芳的评书、听相声，以前眼睛好的时候听不进去的东西，开始让他着迷。他还迷上了笛子，一首曲子学不会就翻来覆去地吹。不高兴，他坐河边吹两小时，沉浸在笛声、流水声、鸟叫声、风声里不出来。
眼盲前，他是小伙伴们的头儿，眼盲后，小伙伴还带着他，他靠听力放哨，指挥大家偷瓜。弟弟李勇健充当了他的“眼睛”，带着他游泳、下河摸鱼。
后来上盲校时，他就能模仿男老师说话，把调皮捣蛋的同学吓得跑出教室。早晨，他听着鸟叫起床。“一群鸟儿叽叽喳喳”说明天气好，“叫得慌”意味着阴天，风大的时候“鸟儿散”。
这种敏锐也成为他接触心理咨询的契机。在他2014年注册自己的心理咨询有限公司时，他发现全国以盲人身份注册的只有他一个。
小时候，他听不懂专业术语，就觉得心理咨询神圣，能解决问题，“和村长差不多”。后来，他笃信心理咨询是助人也是自助，“负面情绪一开始是装不下的，从装不下到能装下，也是对自己意志和心理素质的锤炼。”在为别人咨询的过程中，他感觉自己内心深处不愿触及的东西也渐渐消失了，再多的伤害也只是“石头扔进大海里”。
过去，别人喊他“瞎子”“瞎子别给车撞死”，他感觉不舒服，后来他有了同理心，感到人们多数没有恶意，只是觉得新鲜或是嘴硬心软。
他发现，对声音的敏感能帮助他更好地搜集信息。“刚接触到咨询者，我不问他/她的过去，就聊天，听。时间长了养成习惯，只要有个人往这儿一坐，就努力去感受他/她此刻是什么心态。”
2015年冬天，李勇生第一次踏进了接线室的世界，接的就是高危个案，第一句是“我不想活了”，把他吓得够呛。那是位70多岁的空巢老人，浑身是病，子女不孝，觉得社会上全是恶人，想寻死。李勇生刚开始心里没底，后来用大白话聊了半天家常，发现老爷子其实就是想找个人聊聊天。
接了几百次电话后，他不再慌了。他总结，问题无非几大类：婚恋情感、职场工作、亲子教育。感情受挫了，女性往往会描述大量细节，需要接线员倾听，而男性渴望同理心，盼着电话那头说一句“要是我，我也这么办”。职场不顺的人抓不住希望，只求有人挖掘他们身上的优点，缺乏孝养的老人，则是想找人和自己一块儿发发牢骚。“每个人发生的事情都大同小异，只是时间、场景、人物不一样。”
最开始他自己开心理咨询机构时，一天听到的声音常常让他感到“天旋地转”，脑子里像过火车一样“嗡嗡”响，“听到声音就想把耳朵捂上”。甚至有一次，他遇见一个对工作挑三拣四，埋怨父母没钱没势力的研究生，在咨询时骂起母亲，气得他违反原则，把咨询者狠狠批了一顿。现在，他熟悉了在接线室内外的两个世界间穿梭。走出接线室，深呼吸，一宿的负能量就化为零了。
常和他搭班的马媛觉得他“跟什么人都能沟通”。他常在接线的时候“加包袱”，开玩笑。对走不出失恋的女孩，脱口而出“我还喜欢孙燕姿呢，你喜欢他又怎么样”，把对方逗笑了；对憎恨妻子又没勇气离婚的男人，说他好比吃了个“把牙齿都酸倒、把舌头都酸木”的酸葡萄，想吐没勇气吐，想咽没勇气咽。电话那头反问：“你是说相声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