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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吕梁山南麓、黄河东岸，临汾大宁县有人口6.9万人，是吕梁山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县。当地流传一句话：“有女不嫁乐堂村。”这里，却出了一位乡亲都认识的十九大代表——贺星龙，被大家称为“摩托车医生”。他是28个村、 4600多名村民的“专职医生”。
2000年，卫校毕业的贺星龙，回村里做起了乡村医生。村里病人却不买账，看他二十郎当岁，宁愿去烧香磕头，也不找他看病。有好事者，在背后编排他：“嘴上没毛，看病不牢。”
一连几个月，都没人找他看病。只要哪家有病人，他都不请自到，笑呵呵背着药箱免费看病。可是，热脸贴了冷屁股，药钱搭进去了3000元，病人还是没几个。贺星龙不服气，觉得自己行。
垣上的集市是农村的信息中心。他印了4000张宣传单，找人在集市上发放，上面写着“贺星龙免费上门看病”，甚至还录了一段手机彩铃。可是，效果还是不佳。
不看广告，看疗效。转折点来了，他把乐堂村老人张立山的病看好了。当时医院三次下了病危通知书，他一连半个月没回家，在老人床前那把椅子上度过15个日夜。老人的儿子张保俊说：“贺星龙给看完病后，他又多活了十几年。”
这件事迅速在小山村传开，这下找贺星龙的病人排起了长队。以感冒为例，到县城医院输一次液80元，乡镇医院70元，而贺星龙只收35元，就连在外打工的村民生了病，也回到村里找贺星龙诊治，图的就是能省几个钱。
近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采访贺星龙时，他不停地变换坐姿，问起什么原因，他红着脸说：“最近太忙了，长了痔疮，还没有时间去看。”
“你真傻！在村里赚不到钱，出去开小诊所吧？”朋友鼓动他去县城。他并非没有考虑过，但很快打消了念头。为什么？
这得从1996年说起。他考上了省城太原的一家卫校，毕业后包分配，但是学费一次性要交6000元。家里砸锅卖铁，只能拿两三百元。他没吭气，悄悄把录取通知书藏了起来，与村里的年轻人去砖厂打工了。
生活再次给他机会。山西运城市卫校也发来录取通知书。对于农村娃来说，村里出了一个中专生，在村民看来是一件大喜事，大家跑到贺星龙家，圪蹴（蹲着）在窑洞门口，和他父亲商量筹集3000元学费：“龙龙考上不容易，咱们供他上学吧，娃以后有出息。”
张姓、冯姓、贺姓的村民，条件不好的给30元，条件好的给50元，共筹到了3025元。后来，每次上学前，贺星龙都会哭一场：“乡亲们的生活都不容易，硬生生供我上学。”
从小在黄河边长大的贺星龙，知道农民的生活不易。12岁那年，一场感冒夺去了爷爷的生命，原因是村里没有医生。等他长大了，本就不多的“赤脚医生”都慢慢老了，他决定毕业回到村里做乡村医生。
县城医院实习了两年，医院看他是个苗子，有留他的意向，处了两年的女友也准备与他订婚，可他执意回村里当一名医生，女朋友也就此分手。
同学、亲戚，一批又一批来到他家，劝他别在村里，万一治病死人，白给自己找麻烦。父亲二话没说，拿出给他娶媳妇的两孔新窑洞做诊所。母亲卖了玉米和两只绵羊，把960元交到他手上，作为“创业”资金。
黄土高原，被一道道沟壑切割，两边的村民能面对面劳作，走过去却要一两个小时。那几年，对农民来说手机还是奢侈品。谁家有病号，就隔着沟扯着嗓子大声吼“某村某家有人生病了，请贺星龙去一趟”。信息就这样接力，跨过一道道梁，常常上午喊，下午才能传到他耳朵里。贺星龙挑上扁担，一头是常用药，另一头是器械，跨过沟沟坎坎到对方家里。
冬天要经过小河，他会放下担子，捡一块石头，用力砸到冰面上，确定结实，他才小心翼翼通过。遇到下雪天，为了抄近路爬坡，连人带扁担滑下去，他甚至学会了顺势滑坡，回到家，常常灰头土脸。
翼城县委组织部的高本增听说贺星龙的故事，先后到乐堂村15次，耗时82天进行跟拍。有一次他看到贺星龙不慎连人带包一下从200多米的山顶滚到沟底。
“我吓的不知所措，呼喊声响彻山谷，幸亏过路的两个村民下去把他扶了上来，看到他脸上、手上的划伤，我的心在颤抖，而贺星龙动了动胳膊腿，觉得没啥大碍，简单的给自己处理了一下，又一瘸一拐地给老人去输氧气。”高本增说。
一箱油摩托车只能骑3天，10天一大桶，一个月贺星龙要到县城带三趟油，为了抢救病人，他到信用社贷款，买回一辆三轮摩托车，充当起“救护车”。
扁担、自行车、摩托车，干乡村医生这几年，他换了几茬交通工具，骑坏7辆摩托车，用烂12个行医包。17年来，贺星龙恪守“24小时上门服务”承诺，一个电话，随叫随到，行程达40多万公里，如果绕地球有10圈。
在农民眼里，做乡村医生，算是体面的生计，不用看天吃饭。妻子当初嫁给他，除了看他本分，也看上了他这点。他说到这里，眼睛一红，说“对不起她”。
“和我老婆结婚前，我其实骗了她，假装答应他去县城开诊所，一连拖了好几年。”结婚时没钱，什么都没给她买，妻子陈翠萍也是卫校毕业，乡村诊所就成了“夫妻档”。
贺星龙并不是没心没肺，同学聚会，他看到别人买房买车，他就像一个外星人，同学好言相劝，却深深地刺痛了他的自尊心：“当初，让你到太原加盟医药，你不去，要当医生，当模范，当英雄，现在你落了个啥，不说你了，将来你能对得起孩子吗？”当时贺星龙一个人躲在卫生间哭了半个小时。聚会没完他就走了。
孩子到了上学年龄，村里没学校，妻子就背着他，悄悄地在县城租了一个门面，想逼贺星龙“就范”。乡亲们听说不干了，有老人拉着他说：“你走了，我们都活不成了。”有在外务工的年轻人给他打电话：“家里的老人不能没他照顾。”
他心一热一软，决定不走了！
出诊，有时他也会把儿子带上，乡亲们给孩子塞各种好吃的。儿子说：“爸爸，我长大了也要像你一样在农村当医生。”听完孩子的话，他嘴上不置可否，内心却翻江倒海。
他算了一下，乡村医生每个月收入400元。最大的现实问题是钱不够，家庭责任怎么负？
他种了4亩苹果树，3亩桃树，十几亩玉米，还有两头驴，忙里偷闲种地补贴家用，每年收成一万多元。每当夏天天黑之后，他左手拿着手电筒，右手拿个镊子到处抓蝎子，大前年抓了一万多元出来，去年也有几千元收入，对他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今年，他在外作报告的次数多，都没时间干农活。他比划了一下：“苹果园里的草都有半人多高了，蝎子也没抓。”
有人说，贺星龙“承包”了给乡里孩子接种疫苗的活儿，每人就有5元。他没多解释：“与城里孩子不一样，我得上门给每个孩子接种，一来一去5元刚刚够上摩托车油钱。”
被全国三十多家媒体报道，他在当地成了名人，也成了典型人物。生活有什么变化？有！去年，县上给他每个月补助2600元，“这可帮了我们家的大忙哩！”但他内心有些不安，今年出差太多了，给村民看病少了，担心别人背后戳他脊梁骨，说他不是以前的贺星龙了。
如今，爱人在县城边缘，租了一间价格便宜的即将拆迁的旧民房，带着孩子上学并找了一份打印的活计。她一周回一趟村里，给贺星龙做上够吃一周的馒头，放在存疫苗的冰箱里。
女儿问贺星龙：“为什么同学家住楼房，而我们只能住平房？”贺星龙无言以对。心里是不是暗暗后悔？他吐出一句话：“人活一辈子，不能总向钱看。”
有时出差领了荣誉证书，路过县城住一晚，女儿不管多晚都会等他，想看一看证书上父亲的名字。他先后获得国家卫计委“最美医生”称号和共青团中央“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等荣誉。
出差时，他总会主动结识一起开会的各级医院院长，不是有什么私心，“村民外出治病不容易，咱好歹能说上话，方便他们看病。”
不仅如此，他还主动承担起全村600多只羊和150多头驴的防疫和医疗，这一做就是15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25盏路灯、12台计算机、140个电视机锅盖的维修也归他管。
如今38岁的他身体大不如前，长年骑摩托车患上了关节炎，每天背三四十斤重的药包，致使脊椎侧弯，8年前患上了慢性糜烂性胃炎。
从医这些年，服务周边28个村子、4600余名村民，有时就连黄河对岸属于陕西省的几个村的患者也叫他看病，累计出诊约17万次，免收出诊费达35万余元，为五保户患者免费贴药费达4万多元。回首当年从城市到乡村的“逆行”，贺星龙说不后悔：“钱是没挣下，但咱活下了4000多乡亲，值！”
作为一名乡村医生，他看到这几年变化真大！全县84个村都建了卫生室，老百姓有小病在村里就可以诊治。老百姓看病负担轻了，农村贫困户有了大病医疗保险补充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贫困人口大病保险起付线由1万元降到5000元，报销比例提高到80%，“先诊疗、后付费”实现了，解决了老百姓“看不起病”的问题。
他感叹：“精准扶贫很精准！县里正在‘治疗’深度贫困。”唯一担心的是，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他是村里最年轻的党员。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贺星龙一再强调，自己不太会说话。“我一定不忘初心，实实在在地把本职工作做好，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乡亲们的家里头，送到乡亲们的心坎上。”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