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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是悬崖，脚下小路只有40厘米宽，老戴脸色苍白，双腿开始发抖。在前后两人搀扶下，他背贴峭壁，战战兢兢，挪着走过。
“掉下去就没命了，从来没走过这样的山路，真的害怕了。”说起去年8月家访山区贫困生的场景，老戴有点不好意思。
老戴叫戴世法，是温州的一位企业家，捐助贫困大学生整整20年了。
今年8月中旬，他又去了贵州铜仁山区。按照去年要求，铜仁总工会副主席刘昌龙早早就派工会干部下去走访，实地考察，资料汇集后发给老戴。老戴请老沈把关，审核贫困生材料，之后他挨个打电话询问情况。
老沈叫沈一功，去年刚从团江苏省委退休，专职做希望工程17年，经验丰富。他熟悉老戴的要求。资料传了3次，有近30人，最终确定15人。
老戴要求很严，只资助单亲家庭、因病致贫且考上一本的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四年学业。
进了学生家，老戴先到房间挨个转一圈，拉开橱柜、揭开锅盖看看，坐下后，就问贫困生一句话：“如果别人问起来，你愿不愿讲有人资助你上大学？”
听到“愿意”两个字，老戴就不说话了。
老沈把一张纸交给贫困生，“这是戴叔叔，是他资助你上学的，把这张纸保存好，上面有我和他的联系方式，期末后把成绩单盖上院系公章寄给他，逢年过节给他发个短信，下年开学他会准时把学费、住宿费打给你。”
那边，老沈还在忙活，这边，老戴就催着工会工作人员姚应俊掏钱，按照录取通知书上的学费、住宿费标准资助。
前后十几分钟，转身去下一家。
老戴在车上向随行人员解释说，如果一个大学生不愿别人知道有人资助他，他就不懂得感恩社会，这样的人不值得资助。
早上8点出发，晚上8点回宾馆，中午吃饭40分钟。
老戴怕走山路，坐在车上，右手紧紧拉着上方的把手，神情紧张，但路上一个劲儿地催，“快点，快点，再跑一家。”刘昌龙则一个劲儿地嘱咐，安全第一，山路不好开夜车，天黑之前必须回宾馆。
老戴是瞒着家人出来的，寻访途中，公司来了电话，说有很要紧的事让他回去处理。老戴准备提前回去。
第二天，打了一连串电话，他笑呵呵地跟刘昌龙说，那边事解决了，不着急了，继续走。
按照规划好的路线，3天要跑5个县区十几个村。
小伟，考上哈尔滨工业大学。兄弟3人，爷爷生病欠下一笔债务，仅靠父母打工度日；小文考上贵州大学，父亲去世。母亲捡废品供她读书；小明考上郑州大学。父母都有病在身，是村里低保户……
在松桃县，小杨一家3口挤在40平方米的危房中。老戴看了直摇头，跟刘昌龙说，想办法给他们搬个地方吧，这地方很危险。
老戴是个直性子，如果看到实际情况与资料不相符，转身就走。留下刘昌龙很尴尬，赶紧安慰家长、孩子说，工会的“金秋助学”项目会资助他们。
在德江县，回访了3个去年资助的学生，约在德江县总工会见面。老戴嘱咐他们，假期不要待在家里，要出去打工，帮家人分忧，有困难可以跟他讲，如果考研还会继续资助。
一路走下来，老戴表情沉重。刘昌龙介绍说，铜仁10个区县有7个国家级贫困县，农民种地只够口粮，都靠外出打工赚钱。
老戴是苦孩子出身，小时候家里是五保户，长大了开工厂做生意，日子好了，喜欢和老板们一起打麻将，后来觉得没意思，寻思着想做点事，正好看到电视台播报贫困生上大学的事。
1997年，他开始在温州老家捐助贫困大学生。后来，他到江苏扬中市办企业，开始资助苏北贫困生，之后又逐步扩大到安徽、新疆、贵州。资助对象都是老沈通过希望工程办公室找的。
2012年，老戴通过贵州省青基会资助了6名大学生，但没去实地考察，他一直觉得很遗憾。
“一定资助最困难、最需要的小孩，实地看看心里才踏实。”老戴很认真，哪怕生意再忙，他都挤出时间去家访，曾经乘车从温州到皖南山区家访，连夜返回，行程1500公里。
铜仁是去年开始的，老沈找到了在青基会工作时认识的张雨梅，张雨梅又把这事拜托给刘昌龙，刘昌龙又拜托各区县工会负责人找贫困大学生，团铜仁市委也帮着找了3名贫困生。
“去年是个人行为，今年戴总又打来电话，很感动，我向领导汇报后，把资助活动上升为组织行为了。”刘昌龙说。
一路上，老戴很客气，不停地说麻烦大家了，跟他一起受苦了。老戴一直以个人名义捐助困难学子，不免税，不求回报，只求心安。他说：“每年到时间了钱没送出去心里就难受，着急。”
到底资助了多少人，捐了多少钱？老戴没有准确数字，只记得每年大概要捐出去五六十万元。老沈盘算了一下，经他手的资助对象，每年新增一二十个，10年下来已将近200人了。老戴还通过其他渠道资助过不少人。
让戴世法自豪的是，他资助的好几个学生考上了博士、硕士，有好几个主动提出不再需要资助，让他资助其他更需要的孩子。有一个女孩毕业后嫁给一位台湾人，结婚时请他去坐了上席，“那些台湾老板们都坐在我下面”，老戴觉得很有面子。
在大山里颠簸了4天，坐车跑了1200公里，爬了无数的坡，转了无数的弯，寻访了15位贫困生，确定了13个资助对象，回访了6人。
寻访结束后，尽管很劳累，但老戴很开心，爽气地挥挥手对刘昌龙说，“明年扩大规模，总数扩大到100个。”
刘昌龙算了一下，这两年总共25个，如果要扩大到100个，后两年每年至少要30个资助对象。
“看来要改变方式了，我们成立一个团队，制订个方案，工作要更细致一些。”刘昌龙说。
（文中学生系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李润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