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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国科技期刊和国际论文数量均居世界第二，但质量提升之路仍任重道远
□这些撤稿事件逐渐让科技期刊成为大众媒体的焦点，其所暴露出来的科研诚信问题，也成为科技期刊界的一大挑战
□真正优秀的论文、具有发现性的成果并不会因为期刊是“中国”的而被人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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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科技界，有个令人颇为尴尬的现象屡屡被提及。那就是中国科学家似乎不愿将自己做出的科技成果，发表在中国的科技期刊上。这其中还不乏“成果等身”的大科学家，“名声斐然”的大成果。
过去一段时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及的“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不断被媒体传播，5年来，这些相继问世的创新成果，无一例外都是令人骄傲的国之重器。不过，稍加梳理便会发现，其产出的学术成果一旦落到“纸面”上，不是《科学》（Science）就是《自然》（Nature），多被国际知名刊物所收录。
当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亮相、争取话语权是值得鼓掌和叫好的。但从国内学术期刊的发展来看，有个疑问是人们所回避不了的：正在崛起中的中国科技，能否带着科技领域的学术刊物一同崛起？后者作为首次记录并传播原始科研成果的载体和平台，也关乎科技强国目标的实现。
在前不久举行的第十三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上，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项昌乐披露了这样一组数据：截至2016年，我国科技期刊总量虽达到5000种，但被SCI收录的不到200种。“总量不少，但高水平期刊有限。”项昌乐说。
“外患”：能否从国外期刊手里抢到“好论文”？
今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王恩哥院士在“盯着”一部书的进展：《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这是我国第一部反映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现状的蓝皮书，他担任蓝皮书专家委员会主任。
王恩哥在参与的过程中发现，当前中国科技期刊存在“三不一少”问题——在整体发展水平上仍然不高，学术影响力不强，国际品牌数量仍然较少，与我国科技发展需求还不相称。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科技发展的掣肘之一。
这一点，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颇有感触：我国涉及农业的科技期刊有900多种，不过截至目前，仅有7个期刊入选SCI。
他说：“国内科技期刊存在不少问题和挑战，但要说最主要的问题，很可能就是优质稿件不足。”
他以《中国农业科学》中文版为例，这是他所在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影响最大的刊物之一。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那一代人刚参加工作时，能够在《中国农业科学》上发表论文，就是他们追求的一大目标。如今，到了他的学生这一代，他发现这些孩子“基本上没有考虑过这本杂志”。
这当然不是“主观上看不上自己的刊物。”吴孔明告诉记者，中国科技在进步，中国科技工作者追求的，自然是能够和国际最前沿的农业科学家进行交流。在这个背景下，就会有更多、更好的优质稿件进入国外的英文农业刊物，还有中国人办的英文刊物。
“这是一个时代进步面临的必然挑战。”吴孔明说，不过如此一来，和国外期刊“抢”好论文便成了中国科技期刊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国外科技期刊是什么状况？项昌乐也给出了一组数据：截至2016年，美国科技期刊总量高达1.3万余种，位居世界第一，被SCI收录的期刊数量4321种，也位居世界第一；英国科技期刊总量也有8357种，被SCI收录期刊数量达到2836种。
作为世界科技强国的美国和英国，同样拥有着堪称世界最高水平的科技期刊。而中国，尽管科技期刊和国际论文数量均居世界第二，但质量提升之路仍任重道远。
在这次论坛上，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所长朱江在报告结束时，依然在PPT末页奉上期刊《大气科学进展》的二维码。他说，作为主编，在国内外各种学术会议，线上线下随时“宣传”推广这本科技期刊已成为他的一个“习惯”。
“内忧”：科技期刊的基础科研诚信仍不牢靠？
近些年，谈及科技期刊的发展，似乎不再局限于科技界内部，而渐渐成了一个公共话题。这背后频频曝光的论文撤稿事件“功不可没”——
不管是2015年3月BMC撤稿43篇论文，同年8月Springer撤稿64篇论文，还是今年4月Springer出版集团《肿瘤生物学》撤稿107篇论文……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知识技术研发中心主任袁军鹏看来，这些事件逐渐让科技期刊成为大众媒体的焦点，其所暴露出来的科研诚信问题，也成为科技期刊界的一大挑战。
尽管，这些涉事的学术期刊无一例外都是外国出版物，但媒体并未停止追问：向外投的论文尚且如此，那向内投的论文，以及接收这些论文的国内期刊的科研诚信又如何？
这是国内科技期刊崛起路上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正如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理事长朱邦芬院士所说，“科研诚信实际上是整个科技期刊的一个基础，如果这个基础有点动摇，那就会产生很坏的一些后果。”
他用两个“史无前例”来形容我国科研诚信现状——科研诚信问题涉及面之广及其严重程度“史无前例”，但社会各界对科研诚信问题的关注度也是“史无前例”。在他看来，这是给了科技期刊一个“维护科研诚信”的绝佳机会。
朱邦芬说，对待科研不端行为，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打击，实施“一票否决”：对待问题来稿，科技期刊坚决拒绝刊登；如果经人举报，查实之后要严肃处理，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同时加强期刊编审者队伍建设，严格稿件学术质量审查规范。
今年107篇论文被撤事件还在发酵。前不久，有多名涉事作者受到所在机构的处理。科技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已形成明确处理意见的76篇论文涉及376人。
看到这样的处理进展，朱邦芬感到很欣慰。他说：“这是一种进步。”此前，他曾表示，“论文有问题”被举报后，有关单位疏于查处或包庇，是产生学术不端的一大不良因素。
今年7月，中国科协印发《科技工作者道德行为自律规范》。其中明确提到：要求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守反对科研数据成果造假、反对抄袭剽窃科研成果、反对委托代写代发论文、反对庸俗化学术评价等四条“底线”。
“评价”：论文发表的指挥棒何时指向国内阵地？
此外，一场国内期刊的“扶持”运动也正在进行。
4年前，中国科协、财政部等6部委启动“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经费达4.84亿元，这是国内最大的英文科技期刊支持专项。项昌乐透露，在此支持下，我国已新批创办英文或中英双语科技期刊84种。
这种看似“行政式”“砸经费”的支持背后，还隐藏着不少中国期刊人的一种期待，即在经费大量投入、领导卖力“吆喝”、期刊人士努力生产的过程中，带动学术“评价体系”的改变——从一味地追求影响因子、知名期刊，回归优秀的成果、论文本身。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物理学 力学 天文学》副主编龙桂鲁说，国内科研人员此前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对推动我国科技期刊走向世界有其积极作用。不过后来，这渐渐扭曲为一种简单粗暴式的评价，成为科研人员职称评定、职务晋升的“标准”，以至于出现一种“成果如何，不看论文本身的分量，而看期刊来头是否响亮”的怪现象。
早在2014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物理学 力学 天文学》主编王鼎盛就对此提过建议，请学界和主管部门改进论文评价，“彻底取消目前在我国广为流行的用期刊影响因子衡量一篇（或一组）论文的做法，对发表两年以上的论文改为用论文本身获得的引用去衡量。”
王鼎盛还希望，中国单独或主要投资的重大科研项目中，由中国科学家起主要作用的集体成果“必须在中国期刊上发表”，甚至可以将“在中国期刊上所发表的论文的影响力”列入考核指标。
如今，情况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在第十三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上，龙桂鲁讲了两件事，一件是，2009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对中科院院士候选人提出一个要求，即候选人需提供一篇发表在中国期刊上的学术成果——这在院士遴选的评价体系中是第一次。
另一件是，今年颇受瞩目的“双一流”评审，同样增加了中国期刊论文的指标。龙桂鲁说：“这对中国期刊是一个平等的待遇，对中国期刊有一个‘看得见’的照顾。”
事实上，真正优秀的论文、具有发现性的成果并不会因为期刊是“中国”的而被人所忽略。人们常常举出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科学家屠呦呦的例子。
1977年，她所在的中国中医研究院等几家单位以“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名义，发表了有关青蒿素化学结构及相对构型的论文《一种新型的倍半萜内酯——青蒿素》，正是这篇论文表明青蒿素是中国人发现的。而论文的发表刊物《科学通报》，则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造”。
事实上，诸如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哥德巴赫猜想证明、新型高温超导体的发现等我国科学家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当年都发表在《科学通报》上。撇开当时的历史原因不说，这些也一再说明一个道理：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
那么，何不把这些金子留在国内呢？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邱晨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