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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审判机关理应酌情考量王鹏违法的具体情节，在法律范围内作出更公正的判罚。立法者也该借此机会，察觉出法规的滞后，根据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及时对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法规作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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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家里养几只鹦鹉，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多孵了几对小鹦鹉，拿出去卖掉，也是自己的权利。很少有人知道，这种做法有违法之虞。前段时间，深圳男子王鹏就因为出售自养的珍稀品种鹦鹉，一审被判刑5年。
11月6日，这起公众关注的“鹦鹉案”，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二审辩护律师为王鹏作无罪辩护。公诉方认为，王鹏出售的鹦鹉属于受保护物种，事实清楚且证据充分，王鹏对于相关法律的不了解不应成为轻判理由。辩方则认为，一审将驯养繁殖的动物解释为野生动物，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本身相抵触，有违立法本意，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新京报》11月7日）
区区两只人工繁殖的鹦鹉，与5年有期徒刑放在一起，确实显得有些夸张，因此，不少民众都对这一判决不理解。然而，根据现行法规，王鹏的所作所为，确实涉嫌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贩卖绿颊锥尾鹦鹉2只，对应刑罚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从法律条文的角度上看，法院的一审判决并无不妥。
尽管法官在具体案件审判中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毕竟司法不是立法，不能绕过法律“自说自话”。深圳“鹦鹉案”同样如此，在现行法规没有修正的情形下，不能强行“网开一面”。否则，个案的“实体正义”，将不可避免地戕害“程序正义”。对于已被处罚的其他人来说，这种“法外开恩”未必公平。
舆论与其执着于一个具体个案的判决，不如认真检视并改进现有法律法规的不足。从自然规律看，野生动物保护应是一个动态过程，名录不该始终“纹丝不动”。现实中，部分被纳入珍贵、濒危物种名单的野生动物经过人工繁殖、合理保护等手段，其数量和种群，已经远远超出了保护范围。据报道，王鹏从外面捡回鹦鹉饲养后，“两只鹦鹉以惊人速度繁殖，一年后即已达到40只以上”。假以时日，王鹏家中的鹦鹉数量还会增加。无视某些物种的繁育现状，拒绝对原有的珍贵、濒危物种名单进行更新调整，恐怕是不负责任的。
根据新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濒危标准体系，王鹏所贩卖鹦鹉仅属“低危”，对其判处5年有期徒刑，着实有些勉强。
诚然，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中，规定经程序审批，允许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对科学研究、人工繁育、公众展示展演、文物保护或者其他特殊情况，允许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问题是，“人工繁育”虽然在名义上合法，但程序却十分繁琐。根据国家林业局名单，个人可申请饲养的野生动物仅54种，鹦形目仅5个品种，且仅供观赏，不可买卖。如此“明放实禁”，并不利于“人工繁殖”，不是野生动物保护的长久之策。
最高法副院长沈德咏曾说，要“将个案的审判置于天理、国法、人情之中综合考量”。司法审判机关理应酌情考量王鹏违法的具体情节，在法律范围内作出更公正的判罚。而立法者也该借此机会，察觉出法规的滞后，根据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及时对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法规作出调整，这既是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