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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今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出版家、教育家与爱国实业家张元济先生诞辰150周年，也是张先生所领导的商务印书馆创立120周年。京、沪、浙江海盐等地知识界均开展了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日前，在张元济先生故乡浙江省海盐县召开的“纪念张元济先生诞辰150周年暨第五届张元济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与会研究者纷纷表示：张元济先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一个怎么样评价也不过高的人。
秉持高度的文化自觉和社会使命感
张元济先生（1867~1959），号菊生，是商务印书馆的事业核心和灵魂人物。他秉持高度的文化自觉和社会使命感，着眼于民族文化建设的根本，坚定地选择了“可以提携多数国民”的出版为毕生志业，带领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小小的印刷作坊发展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机构，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引擎和现代化诸项事业的重要推手，成就了独特的文化品格和事业风骨。
“张元济先生的一生经历了近百年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大变革，身处新旧之争、中西之学，接着又碰上交替的历史转折期，翰林出身的张元济先生顺应历史潮流，与时俱进。早在1896年，便创设通艺学堂，讲求西学，培养人才。此后，又多次上书倡导新政。在戊戌变法失败遭革职且‘永不叙用’后，绝意官途，南下上海，毕生以‘昌明教育、启迪民智’为己任，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延揽人才，组织编写新式教科书，译介西方学术名著，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担当，整理编印《四部丛刊》等众多珍本古籍，继往存绝，嘉惠学林。”
“张元济先生为推进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殚精竭虑，厥功甚伟。”“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广纳世界进步新知”（杨天石语）是贯穿张元济先生毕生的出版方针和出版思想，也是我们今天在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纪念张元济先生的文化意义之所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沈飞德如是说。
自编新式教材的中国第一人
众所周知，张元济在南洋公学译书院时主持出版了严复翻译的《原富》（今译《国富论》）。但很少有人知道，在1902年10月出版的《原富》一书的封底，就印有商务印书馆南洋公学的新式学堂教科书的一个广告，包括格致读本、中等格致读本以及蒙学课本等。
宁波大学教授吴小鸥在题为《中国现代教科书之父》的发言中指出，上述读本也是中国近现代有着教科书之名的最早的读本。
在这本中国人自己编辑的新式教材里面，张元济明确提出了国民和国民教育；1901年，南洋公学师范生的新订蒙学课本当中就开始引用了西方的教育理论，也就是国育、智育、体育，开始来编纂新的知识，这在当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张元济先生从1903年推出的第一套《最新教科书》，到1912年推出的第二套《共和国教科书》及至1922年《新学制教科书》，这三大教科书都具有划时代意义。此外，他还推出《班级教科书》《女子国文教科书》《特殊学校教科书》《职业教科书》等。
吴小鸥教授说，翻开这些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教科书，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现代教科书之父张元济以及当时那一代的人们真的是“上有信仰，下有常识，心中还有一股浩然正气”。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另类诠释
“张元济先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体现者和推进者。”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公司厂史专家陈乐平感慨道：“他也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为王国维所写的碑铭）的另一种诠释，他从没有要全盘西化，他是鹤立鸡群的。随着历史的推进，在现代世界文明史上，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显得越来越重要的这种情况下，张元济先生的思想和实践将越来越显现出光辉与伟大。”
在陈乐平看来，张元济尽管生活在乱世中，其思想却不激进。尽管人生道路跌宕起伏，他还是讲中和，追求的是一个和谐的人生，主张“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尽管他身处乱世之中，但得益于深邃的眼光和远大的抱负，他的行为始终中规中矩，不走极端，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竭力全力教化众人，以此来推进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
对此，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先生深有同感，他说：“我今天能够想到的是，菊老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他所追求的情感与理智，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在这其中我们寻找着一个支点，而这个支点就是一种平衡。用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核心思想中的一个词叫‘时中’，就是这样的一种思想，促使着不仅是商务印书馆乃至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社会，不仅屹立不倒，而且紧随世界潮流。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我们坚守我们自己的文化的时候，保存了我们民族文化之本、之根的时候，又没有被世界大潮所淘汰，又没有被拉开更大的距离。”
于殿利表示，我们当前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一个新的时代，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时代，我们什么时候都要强调文化的自觉和自信，那么，在菊老身上，以及商务印书馆120年的历程充分证明和显示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伟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