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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子都去哪儿了？”今年夏天，英国威尔特郡的一位普通市民迈克尔·格鲁姆提笔给《每日电讯报》写信，提出这个疑问。
这些虫子曾在他的生活中那么常见。在夏天夜晚，路灯下满是它们的身影；在公路上疾驰，它们尸体的痕迹会布满挡风玻璃。如今，它们的行踪成了一个谜。
这不是格鲁姆一个人的疑问。中国昆虫分类学者计云对这种变化深有同感。
在他儿时的记忆里，早春时节桃花刚开、杏花未放，一种叫“低斑蜻”的昆虫很是常见。这种蜻蜓秀气、漂亮，翅膀上的8个黑斑让它能被一眼辨认出来。但是在21世纪初，他发现，这些蜻蜓突然难觅踪迹。
就在那时，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红色物种名录中，低斑蜻的濒危级别被提至CR（极度濒危）级，比中国的旗舰物种大熊猫的EN（濒危）级还要高出一个等级。但与同处极度濒危等级的白鳍豚相比，这种小生命显得默默无闻。
直到21世纪初，人类已知的昆虫有100余万种，但仍有许多种类尚待发现。昆虫在人类世界随处可见，以至于很少人意识到，它们正在面临着生存危机。
最近一份研究报告引起了生态学界的关注。数据显示，过去27年间，在德国60多个自然保护区里，飞行昆虫的数量总体下降了76%。这份报告刊登在美国学术期刊PLoS ONE上。
这篇报告的作者之一、萨塞克斯大学环境与生物学教授戴维·古勒森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我们正在经历一场生物的世界末日。这不是危言耸听，它正在发生。”
撞上挡风玻璃的小飞虫越来越少
越来越多的“格鲁姆”发现，撞上汽车挡风玻璃的苍蝇、飞蛾和黄蜂越来越少，与此同时，一队研究者正在行动。
自1989年起，德国克雷菲尔德昆虫学会（以下简称学会）开始在德国保护区63个地点设下“陷阱”，专门测量当地飞行昆虫的总生物量，来评估整个昆虫种群的生存状态和变化趋势。
这个团队成立于1905年，现有50多名成员都是业余昆虫学家，其中不乏教师、无线电技术人员和图书出版商等等。他们有个共同的称号——“追昆虫的人”。在进行这项研究前，他们已经在西欧100多个自然保护区追踪了40年昆虫。
研究采用一种常见的工具——昆虫诱集装置“马氏网”。它像一个漂浮的露营帐篷。为了捕捉飞行昆虫，底部的黑色编织网高出地面约1米，上方是锥形的白色顶篷。
一旦昆虫陷入网眼细密的黑色编织网，只能顺着顶部的白色顶篷往上爬升，直到陷入顶端的酒精收集瓶。收集瓶只有咖啡杯大小，不会对当地的昆虫种群造成破坏性影响。
从1989年至2016年，学会成员将这样的“昆虫陷阱”放置在德国63个自然保护区内。每年春、夏、秋三季，他们都会收集瓶中的昆虫尸体，清空陷阱，研究特定时间内捕获飞行昆虫的种类和数量。
其中37个点每一年抽样一次，26个点每两年抽样一次，其他的地点抽样间隔时间更长。从1989年到2016年，他们收集并储存了53.54公斤昆虫。
一开始，采集数据一切正常。直到2013年，当回到从1989年起最早设置的一个陷阱时，这些长期追踪的研究者发现，当地采集到的昆虫重量已经下降了近80％。
次年，重新取样的结果并没有转好。1989年5月至10月，研究者在每个帐篷捕获的昆虫平均总重量可达1.6公斤，2014年这一总重量只有300克。古勒森正是在那时成为团队的一员。在排除了天气、植被变化和其他因素的相关性后，他们发现，下降趋势仍在继续。2016年夏季，这一比例达到了82％。
这项研究证明，即使在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为宗旨的自然保护区内，昆虫的处境依然很危险。
自1968年以来，英国哈彭登农业研究中心洛桑试验站也开启了一个指向天空的吸捕装置。这种装置被布置在农田监测农业害虫，捕捉所有飞行经过其上空的昆虫。
通过对比分析，他们发现从1970年到2002年，英格兰南部的生物量并没有发生显著的下降。然而，苏格兰南部的昆虫数量在同一时期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
项目负责人悲观地表示：“可能到1970年时，英格兰南部的大部分昆虫已经消失了。”
而这次论文作者之一、荷兰奈梅亨大学植物生态学家汉斯·德克朗推测，下降结果也许同样适用于西欧大部分地区和世界上其他被农田包围的小型自然保护区。
昆虫不能忍受的环境，人类也将难以生存
“把昆虫作为一个指标，去指示或者标定某一种自然环境或栖息地的变化、水平和健康程度，是国外在本世纪初开始实践的基本调查方法。”观察研究昆虫多年的计云对此非常熟悉。
他追逐过的蜻蜓“低斑蜻”，在21世纪初消失了。
蜻蜓体型大、分布广泛、对环境敏感，被人类赋予 “环境指示生物”的使命。在生态研究领域，通过对蜻蜓的调查，可以分析出这个地方的环境是在好转还是在恶化。
让计云着迷的低斑蜻体长不过4厘米，因为体型不占优势，在进化过程中成为春天第一批羽化的蜻蜓。因为比一般蜻蜓更加脆弱敏感，它们迅速成为环境变化的牺牲品。
20年前，它们曾经广泛分布于中国华北、华东，以及日本、朝鲜和韩国。只要是有水的地方，它们随处可见。然而在21世纪初，全世界范围内低斑蜻大量消失，包括在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日本。
通过研究和对比，计云和同伴发现，全球气候变暖，很多其他种类的蜻蜓也在早春羽化，这种弱小的生物丧失了最有利的优势。在北京附近，由于近半个世纪水资源分布发生了显著变化，湿地减少，低斑蜻更难以生存。
一些生态学家感叹，如果环境连昆虫都不能忍受，人类也将难以生存。
在加入最近这项研究之前，古勒森一直在追逐英国的熊蜂。在他的眼中，这些身披黑黄条纹、嗡嗡作响的毛茸小虫，就像空气和水一样珍贵。
在专著《黄蜂的故事》（A Sting in the Tale）一书中他提到，熊蜂曾大量栖居在英国南部的沼泽地里，但在过去的60年间，它们在欧洲过得并不顺利。1984年，熊蜂在英国几乎灭绝。
他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政府为保证粮食供给，开垦大量土地，农业生产方式也发生了改变，熊蜂的栖息地遭到破坏。
除了致命的农药和化肥，变成城市用地的街道和建筑物会产生光污染，导致夜间昆虫误入歧途，中断交配。
2006年以来，英国的养蜂人每年都要失去约三分之一的蜂群。从1990年到2011年，欧洲草地蝴蝶的数量大约下降了50％。1968年至2007年，英国南部的飞蛾数量比任何其他飞蛾都要少40％。
20世纪90年代前，数十亿只帝王蝶每年会从加拿大、美国东北和中西部起飞，聚集到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沿岸越冬。它们的长距离迁徙能力可以与一些鸟类、哺乳动物相媲美。然而自1990年以来，已经有9.7亿只帝王蝶消失了。
印度研究者调查发现，仅仅用了10年，西喜马拉雅山脉曾拥有的300种蝴蝶就消失了50％。
2014年，IUCN红色名录正式把圣赫勒拿蠼螋的保护状态从极危（CR）调整到了灭绝（EX）。尽管它是同类中体型最大的“明星”，独一无二的孤岛物种，还被当地政府印上邮票，寄往世界各地。
“大家往往只知道蜜蜂和蝴蝶在消失，这些只是冰山一角。飞蛾、蚜蝇、黄蜂、甲虫和其他许多昆虫群体现在都已经十分稀少。”当看到这项研究成果时，英国昆虫保护慈善机构“昆虫生活”首席执行官马特·夏德维告诫公众。
更糟糕的，只有飞行昆虫被收集，爬行昆虫的情况“也许更加严峻”。 古勒森不无担忧地表示。
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种植粮食的方式
令计云感到愤懑的是，低斑蜻是中国蜻蜓中，唯一编入IUCN红色名录CR（极危）级别的物种。但这并没有引起大多数人的关注。
“昆虫处在生物链下层，基数很大。如果它的种群数量从10亿变成了1亿，你可能无法发觉。但老虎从1000头变成了100头，就很明显。”计云说。
古勒森告诉记者：“昆虫是整个生物链的核心，它并不只对研究者和蝴蝶收藏家有意义。如果你是一只生活在这个地区吃昆虫的小鸟，那么在过去25年里，你食物的五分之四消失了。”
一半以上鸟类将昆虫作为食物来源。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英国最为常见的乡村鸟类数量暴跌。过去20年，英国杜鹃数量下降了一半或者更多。根据2013年德国政府向欧盟提交的数据，之前12年鸟类繁殖季节，交配的鸟类数量下降了1270万对，大约占据总体数量的15%。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世界上70％的作物都是由昆虫授粉。人类食物的50%～90%都来自于依赖昆虫授粉的开花植物。如果生态系统中缺少它们，将有1170亿美元的农作物歉收，这只是一时的数据。
早在1962年，《寂静的春天》作者蕾切尔·卡森就针对人类滥用杀虫剂作出了警告。她描写了一个因昆虫绝迹而经历“怪病”的美国小镇——疫病蔓延、鸟类死亡、农场动物绝育、苹果树不再产果。“一个恐怖的幽灵正悄悄向我们袭来，使春天变得沉默不语。”
“这项关于保护区的研究最主要的意义在于，通过一个量化的、明确的数据，告诉人们身边的物种消亡到一个什么程度。”计云告诉记者。
他忧心忡忡地说：“如果说我们所处的环境已经令身边76%的生物都不能存活了，那么我们自身所受的毒害有多少呢？”
意外之喜悄悄降临，今年5月初，他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拍摄到一只小小的低斑蜻，停在在一片草叶上。
他很惊讶，这种对生态要求极高、对环境变化极为敏感的脆弱生命，竟然找到了一个人为营造的“诺亚方舟”。也许它们一直以来蛰伏在某处，只要环境改善，还能再回来。
“我们现在就要行动，解决这些可能导致下滑的原因，比如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种植粮食的方式，否则人类将面临惨淡的未来。”古勒森向记者表示，“我们不可能再花27年来观察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昆虫减少趋势。”
2017年夏天，古勒森驾车穿越法国，他做好准备随时停车，清理被昆虫尸体遮蔽的挡风玻璃。然而那一路，玻璃始终干净如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