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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11月初，TFBOYS组合成员王源收到了一份生日礼物，一个高35米、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信号站。它立在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4G网络覆盖了至少4个村庄。起因是他曾在公开场合说过一句：“改善乡村教育，不能没有网络。”
这只是盛大祝福的冰山一角。与此同时，德国慕尼黑100多家咖啡厅、餐馆、健身房，加拿大多伦多市中心的登打士广场，日本的3座火车站，以及北京、上海、重庆、深圳等国内大型城市的地标性建筑上，都亮起大大小小的LED显示屏，清瘦的少年和他的名字在上面闪着荧光。这个名字还四散在全国的4万个快递包裹上、拥有208条全球航线的某航空公司杂志里，以及日均曝光2.5亿次的微博热搜榜单上。
两个月前，TFBOYS组合成员王俊凯的生日祝福同样出现在全国各大城市的70家银行、30间咖啡店、500个KTV包厢以及500家影院的5000块LED屏幕上，甚至出现在大洋彼岸的空中。五架飞机直冲云霄，用白色的烟剂喷出对王俊凯的18岁生日祝福，正下方的山坡上是94岁的好莱坞地标：HOLLYWOOD。他的照片甚至还将跟随卫星，直达距离地表十万英尺的太空。
这些少则几千元、多则数百万元的“生日礼物”，全部出自同一个群体——粉丝（fans）。
一场盛大的资本游戏
灯光突然一暗，场馆内的观众像是得到了某种暗示一般，举起手中的荧光棒，开始尖叫。
在11月20日的王源生日会现场，上千名粉丝从全国四面八方赶到北京五棵松凯迪拉克中心，场馆外存包处的三排架子上，满满当当地堆放着行李箱。这是个周一的下午，有的粉丝已经提前几天住进了场馆旁边的酒店，有的粉丝向工作单位请了一天假，前一天晚上坐了一夜火车，等生日会结束后还要赶回去。
刚满17岁的王源身穿黑色夹克和长裤，站在聚光灯下，身旁是一个6层的生日蛋糕。主持人问他：“你刚刚许了什么愿？”他对着台下说：“希望你们能一直陪着我。”
有人在底下回答：“一定会的！”还有人抬手擦了擦眼角，很快，全场爆发持久的尖叫。从台上看下去，黑暗中绿色荧光照映的每一张面孔都是相似的。
身高不到1.6米的刘纳湮没在人群里，她坐在正对舞台的第二排，是全场最接近王源的人之一。她全程举着重达1.5公斤的单反相机，拍下1000多张照片。
刘纳说，刚成为粉丝的时候，王源还是个“小孩”。“一下子就长大了。”两年来，她跟随王源走了全国七八个城市，亲眼见证了一个偶像的崛起。王源去年的生日会是在长沙郊区的一间演播厅举办的，当时的观众只有大约1000人。而今年，这个数字翻了好几倍。
在这个过程中，刘纳这样的粉丝不仅是见证者，更是推动者。
11月8日是王源的生日，那晚刘纳召集了几个王源粉丝，一起吃火锅为他庆生。
她们头挨着头，熟练地勾选着菜单上王源曾经吃过的菜。
“毛肚！”“鸭肠！”“哎不对，他没点虾滑吧？”“这个他吃吗？”
她们渴望拥有偶像的一切“同款”，从几十元的冰激凌，到几万元的手提包，“那样会感觉离他更近一点”。
这是一场并不需要主角在场的生日会，可他的痕迹无处不在。
从这个包厢出发，几米之外的餐馆大厅里，王源曾经坐过的位置是空的，据说早已被粉丝提前预定了。餐馆走廊里的杂志架上摆着以他的照片为封面的杂志。
几公里外的三里屯，成百上千公里外的上海、深圳，数千公里外的多伦多、慕尼黑，在11月8日这一天，在人流巨大的十字路口的LED屏幕上，每隔几分钟就会播放一段王源的宣传视频。
粉丝将王源生日会的现场延伸到了整个世界，而实现这个目的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金钱。
一个阶层分明、分工明确的微型社会
作为一家粉丝后援站（粉丝圈内称“站子”）的负责人，刘纳也为王源筹备了一份生日礼物：让某手机修图软件8日当天将王源的照片作为启动界面。为此她花费了五六千元，差不多是自己一个月的工资。她听说，通州那栋移动信号塔是几家站子联合捐的，“怎么着也得上百万元”。
刘纳是一家医药公司的检测员，几年来，她已经自费跟随王源去了七八个国内城市，经常在起飞时间前六七个小时抵达机场，只是为了抢到前排的座位。“坐在前面方便下飞机啊，提早跑出去等着，说不定能拍到王源。”
追着王源拍摄几乎占用了她工作以外的所有时间。每次拍摄完毕，照片的色调都被调整得更“清新、温暖”，然后再上传到站子的微博账号上。
今年刚刚硕士毕业的吴舟是王俊凯的粉丝，她在自己关于明星粉丝消费行为和社群文化的毕业论文中提到：阶层分明是粉丝社群文化的特征之一。根据分工和身份地位的不同，粉丝形成不同的阶层，处于“底层”的普通粉丝就要通过“上层”的粉丝站子和“粉丝大大”（指站子的管理者）的信息传递来获取明星的第一手讯息。
生日会当天，场馆内几乎每一个座位上都放着一个绿色的纸袋，里边是荧光灯、绿丝带等一些“应援物”，以及生日会赞助商的产品。在王源粉丝的官方应援站号召下，大概总共2000份纸袋的制作成本几乎全部由43家王源粉丝应援站承担，刘纳一个人就代表站子出了2000元。今年为王源做的生日应援项目共约90个，也是由官方应援站统一协调公告的发布时间。
“俨然形成一个阶层分明、分工明确的微型社会，信息发布权、组织协调权掌握在处于上层的少数人手里，但其中的每一位粉丝又都承担着粉丝消费者的身份，为偶像冲销量、刷票房、推话题。”吴舟说。
“爱他就要为他花钱”
“现在粉丝的追星模式跟十多年前超女时代其实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声势更大、话语权更高、消费能力更强了。” 厦门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杨玲说。研究方向为粉丝文化的她本身也是一名粉丝，十几年前，第一届“超级女声”刚刚开始的时候，已经30多岁的杨玲刚刚辞去大学英语教师的职务，“我觉得那份工作太机械了。”
她无意中通过电视看到正在参加“超级女声”比赛的纪敏佳，顿时喜欢上了对方的声音。杨玲跟同在武汉的粉丝网友组成了武汉分会。
她们在武汉一条商业街一家一家地挑选、定制灯牌、充气棒、哨子，以及颜色统一的“应援服”，一买就是几十套。让她意外的是，店铺的老板对这一套流程非常熟悉，比大多数粉丝都懂。
上世纪80年代，就曾有国外学者分析指出明星粉丝的消费行为狂热、忠诚、稳定，“具有一定的强迫性和成瘾性”。
当单个粉丝以一种严丝合缝的社群形式凝聚在一起，产生的能量是惊人的。据统计，今年8月13日TFBOYS四周年演唱会的视频直播预订人数在6天内突破350万人次，创造了该视频平台在线演唱会直播史上的预订新纪录。王俊凯在他15岁生日当天发布的一条微博，不到一年时间共产生4000多万条转发，转发量打破了当时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去年以王源的形象为封面的一本时尚杂志上线仅48秒就被抢购一空。
在吴舟的房间里，有一个柜子专门用来摆放追星相关的物品。几乎每一张专辑和杂志她都有3份以上，有的甚至有十几份，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偶像“刷销量”。
购买期间，许多站子会发出统一购买的公告，并且强调“专辑数据对人气考察至关重要”。“我只是不想看到自己的偶像输。”吴舟说。
粉丝之间也会相互影响，有粉丝说自己“真的很喜欢那种大家一起撕心裂肺地喊买买买的感觉，大概代表着我们热情永在吧”。
重复购买后，许多粉丝会直接把多余的专辑和杂志送给站子，再由站子投放到地铁、便利店、咖啡厅等人流量大的地方，进行应援宣传。
“最开始入圈的时候觉得有爱就可以了，现实却告诉你花钱才是一切。”一位韩国组合Super Junior的粉丝说，“如果只有爱，不买碟，那这个组合就开不了演唱会，开不了活动，高层也会觉得这个组合没有价值，然后你就见不到他们了，就这么现实。毕竟演艺圈更新换代的速度比苹果手机出新还快。”
看似狂热的粉丝消费行为背后，暗含着某种理性的逻辑。“偶像需要流量数据的支撑才能长久地走下去，销量和流量代表着偶像的商业价值和市场号召力，粉丝想一直在舞台上看到他们耀眼的偶像，就要用粉丝消费能力为偶像提供最好的支持。”吴舟说。
曾经有TFBOYS的粉丝将他们追星的模式形容为“人塔”。粉丝用资本搭建起层层阶梯，让偶像爬上顶端。“我们知道我们不能走，永远希望自己站得再稳一点，顶上的风能小一点，再来些人吧，让孩子再往上爬。”一位粉丝表示。
“粉丝价值观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为偶像的销量尽力、努力给偶像更亮眼的流量数据，‘爱他就要为他花钱’是粉丝心中共同的价值取向。”她说，“不花钱的根本不是真粉丝。”
他不知道王源是谁，就像刘纳不认识崔健一样
刘纳很难解释自己为什么会成为王源的粉丝。她列出自己喜欢王源的理由——“聪明、可爱、努力”，然后干脆地承认：“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喜欢他。”
林童自认为“非常冷静、非常严肃”。在成为王源的粉丝之前，她从来没有追过星，甚至很多年没有掉过眼泪，总觉得在公共场合呐喊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所以几年前，当看到3个小男孩在商场临时搭建的舞台上边唱边跳的时候，她突然心跳加速、浑身发抖，“完全被自己吓到了”。
那几个男孩就是当年刚刚出道的TFBOYS。“他们穿得很土气，唱歌跳舞也很一般，但是一举一动都非常单纯，”林童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沉浸在幸福里，“我当时很惊讶，竟然有这么干净的明星。”两年来，她为追星前后一共花了十几万元。
追星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民国时期追星分“文捧”和“武捧”，“文捧”是找文人作诗、贵人题字，“武捧”就是包厢、占座、鼓掌、呐喊。京剧大师梅兰芳是电视剧《大宅门》中名伶万筱菊的原型，白家的千金小姐白玉婷一心想嫁给万筱菊，“除了他我心里装不下别的人”。可惜求而不得，最后跟一张万筱菊的照片结了婚。
当时一位孟小冬的粉丝，在“梅孟之恋”曝光后，因为妒恨梅兰芳，拿着枪挟持了人质，并且要梅家赔偿。最后他开枪打死了人质，自己也被当场击毙。
如今，除了对偶像的“爱”没变，一切都变了。
十几年前人们喜欢一个明星，更多是因为“唱歌好听”或者“演的角色讨人喜欢”。上世纪80年代杨玲在武汉上中学的时候，港版的《射雕英雄传》和《上海滩》正在热播，班上的男生纷纷开始模仿刘德华，在头发上抹厚厚的摩丝，围白围巾。还有同学专门学了粤语版的主题曲。当时的杨玲喜欢翁美玲，会把报刊上的明星肖像剪下来，做成一本画册。
“那个时候没有追星的概念，喜欢一个明星的方式就是看剧、听歌、关注新闻，或者跟周围的朋友一起讨论。”杨玲说。
她记得费翔1987年在央视春晚上唱过《冬天里的一把火》后，他的卡带被迅速抢购一空。一个喜欢林俊杰的女生还记得，10年前自己上初中时，老家一间不到8平方米的音像店里，偶像的卡带永远在左手边架子的最上方，跟周杰伦、蔡依林和王力宏挤在一起。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刘纳说，“以前追星花不了多少钱。”读中学的时候，她喜欢看偶像剧和《快乐大本营》，常常在父母睡觉之后，自己在客厅看到凌晨。家里的装饰品除了几盆花和家人的照片外，只剩墙上的几张明星海报，那是一块钱一张买来的。
几乎没人想到，王源生日会上响起的第一首歌是摇滚歌手崔健的《一块红布》。作为崔健的粉丝，陈言曾经在他的演唱会现场听过这首歌。25年前，陈言也曾像如今的刘纳一样站在黑暗中，台上的崔健头发齐肩，穿着敞怀的中山装。台下的观众几乎没人坐着，有人挥舞着手电筒或者一块红布，更多的人举着空空的拳头。那年他刚从河南老家到北京上大学。为了攒钱看那场演唱会，他连着一个月每顿只吃馒头。
现在的陈言已经43岁了，他不知道王源是谁，就像刘纳不认识崔健一样。她从没听过那首《一块红布》，对“崔健”这个名字的印象只来源于前几年热播的一个综艺节目。
11月8日上午10点，某本以王源为封面的时尚杂志开启线上售卖，16万册在8秒内售罄。为了给偶像“刷销量”，刘纳一下子买了6本。
像恋人、姐姐，也像母亲
陈言的童年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当时，大家看的最多的是《地道战》《地雷战》几部片子。到后来，底下的观众台词都会背了，幕布上的人物前半句还没说完，底下就接上了后半句。
“那时的生活是被安排好的。”陈言说。
后来，家里新添了黑白电视机，他看《西游记》《霍元甲》，霍元甲和邓丽君、费翔一起，成了陈言心中第一批明星。他们的海报贴满了村里理发店的墙壁。
“当时对一个明星的喜爱、崇拜或模仿，基本上还是一种个体行为，并没有形成社群。”杨玲说，“为数不多的消费行为，也是出于自己欣赏或收藏的实用目的。”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
“以前粉丝是被动接受偶像的信息。”郝燕说。她在近20年前做过明星经纪工作，当时帮明星跟粉丝互动的方式大多只是回信，最多附带一张签名照。“那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
正在国内某知名高校读大四的魏珂是韩国男子组合BIGBANG成员权志龙的粉丝。她几乎掌握了偶像的所有行程信息，行李箱里永远放着用来应援的手幅和灯牌。
她可以按照时间顺序说出，成为粉丝以来，偶像举办过演唱会一共40多场，分散在6个国家和地区。而她唯一一次错过，是因为护照被偷了。
她曾跟偶像一起坐过飞机，甚至在排队过海关自助查验时就站在他身后。权志龙穿着条纹睡裤，身上香气浓烈。她甚至知道那是哪一款香水，却从来没有想要伸手触摸，因为“他太神圣了”。她能做的只是偷偷用双手捂嘴，热泪盈眶，偶像转过身来的时候尽量保持平静，装作自己不是粉丝。
她还见过了权志龙的父亲，在他经营的山庄里一起吃饭、聊天，知道了自己的偶像“最近瘦了很多，很累”。
她会时常给站子打款，数额一般是“666”或者“520”。那些钱被用来“应援”，买成百上千张专辑、巨大的花篮和灯牌。据说有的灯牌上还镶了钻石，价值100多万元。而碰上生日这种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她会一次性打过去1万元。
“技术已经改变了粉丝追星的模式，各种追星论坛能够对明星产生反向影响。明星与粉丝、粉丝与粉丝之间的联结已经超越了时间和空间。”郝燕说，“粉丝从单方面的接受到变成参与者。”
成为粉丝后，刘纳的生活轨迹一直在追随王源，有时在机场等了一天，结果接到偶像临时不飞或者改签的消息，原来的机票也可能无法改签或退款，只能白白浪费。
每次见到王源，她都会递给对方一封信。里面用工整的字迹诉说着她对王源的祝福、关心与爱，告诉他要“照顾好自己，北京天气冷，多穿点”，语气像恋人、姐姐，也像母亲。有一次足足写了三页纸。
对于林童来说，王源更像是她的“儿子”。
一开始，这个组合里的3个成员她都喜欢，这样的粉丝被称为“团粉”。在看过一些演唱会、纪录片和综艺节目后，林童觉得王源“性格好”，慢慢变成了“唯饭”，在粉丝圈，这个词的意思是只喜欢某个组合中的一个人。
所有明星的粉丝圈还会因为情感定位不同，分为“亲妈粉”“姐姐粉”“女友粉”等。
“粉丝群体更像一个光谱，从深蓝到浅蓝，到粉红再到深红，每个粉丝所处的波段都是不一样的。”有粉丝这样分析。在杨玲看来，认同、想象和愉悦是粉丝消费模式的核心，认同是粉丝消费的基础，也是粉丝社群凝聚力的来源。而不同年龄、不同身世、不同性别的粉丝所获取的粉丝愉悦都不尽相同。
“粉丝对明星的情感依赖，必然要以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成熟的人际关系模型为样板。通过这种对样板的模仿，粉丝得以在偶像身上满足自己不同的情感需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常江说。
林童像抚养儿子一样给他寄去衣服、书包、鞋子，甚至有人寄去了牛奶，希望他长高。她几乎每场演唱会都会到场，有时花上万元只为买一张门票。
“这是一种养成游戏，我的付出会让孩子变得越来越好，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满足感和愉悦感。”在采访中，王源经常被粉丝称为“小朋友”或“孩子”。
有一次，王源的一位粉丝去为他送机，看着他走进安检区后，跟旁边一位刚把女儿送走的妈妈一起，哭得泣不成声。
“互联网让明星和粉丝之间的亲密感大大加强了，比如粉丝可以直接越过各类社会层级，直接与偶像互动，自然也强化了两者关系之间的这种世俗性。但两者之间关系的本质没有改变：对于粉丝来说，偶像既是一种精神寄托和道德典范，也是一种文化消费品。”常江说。
相比起从前的单向输送模式，粉丝与偶像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TFBOYS前期自制综艺节目是有电话连线的，粉丝在官方微博下面提的意见、发的邮件，都有人认真回复。偶像会念粉丝寄去的信，也会穿他们买的衣服。粉丝甚至可以联合给公司施压，比如通过微博私信要求获得更多的福利，公司不会直接回复消息，但是会用行动证明粉丝的影响力。
“说得赤裸一点，双方其实就是一种互相消费的关系，是彼此平等的。粉丝花钱买开心，在追星的过程中获得愉悦感，明星凭借粉丝的支持获得自己的名利。这本身就是一场你情我愿的交易。”林童说，“偶像与粉丝之间的契约是隐形存在的。粉丝的付出一定会要求回报，这种回报通常体现在偶像越来越强大所带给自己的骄傲感和满足感。不然没有人会那么傻。”
“与其追求所谓的真实，我宁愿做一些能让我真正快乐的事。”
刘纳在北京北五环跟同事合租了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每个月房租800元。单人床的上方贴着王源的海报，床头放着以王源为封面的杂志。她跟室友共用的房间里唯一一张桌子，已经被杂物堆满。为了省钱追星，她每天的晚饭从没超过15元，而她为了给王源拍照新买的相机价值3万元。
“我对物质条件没有什么追求，觉得现在住得挺好。”刘纳一边在电脑上挑选王源的图片，一边说，“而追星会让我觉得快乐和充实，是我能够自如掌控的一个私人空间。”
但她从来不敢告诉父母自己为追星花了多少钱，“他们会觉得我脑子有病”。在最开始追星的一年，担心被骂“脑残”，林童不敢告诉任何人自己喜欢王源。有的粉丝在办公室和卧室不会摆放任何跟王源有关的东西，路过街上王源的大幅海报，她会面无表情地跟旁边的人说：“怎么会有人喜欢小孩子？好无聊。”
还有粉丝过年回家，直接被亲戚骂“不正常”。刘纳在机场举着单反等王源的时候，旁边有人说“这要是我女儿早就打死她了”。
在杨玲看来，对粉丝群体的污名化是社会矛盾的一个直接体现。“传统的儒家文化提倡节俭朴素的消费观，而且受亲疏远近的人际观念影响，认为钱应该花在最亲近的家人身上。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更加独立，并不会完全依附于家庭，反而会在家庭之外寻找情感支持。”杨玲说，“粉丝与社会观念的矛盾，其实反映的是在当代社会，人们是否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对于很多粉丝来说，追星就是一种超脱日常的情感寄托，“就像有的妈妈会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现实生活中，林童曾被人半夜电话讨债，破口大骂了两个小时，策划了很久的活动也会突然出问题。杨玲在自己30多岁时辞去了大学教师的工作，却一直没想好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刚满24岁的刘纳已经被家人逼婚，母亲要求她必须在28岁之前结婚，30岁之前生孩子，对男朋友的“考察周期”不能超过半年。
“我妈说，不然就会成为剩女，没人要了。”她的父母在一场相亲中认识，只见了一面就决定结婚，因为她母亲当时已经28岁了。
“对偶像的狂热其实是中国女性性压抑的一种升华，”香港教育大学文学及文化学系讲师、流行文化及人文学研究中心理事周潞鹭说，“中国传统文化要求女性顺从，长期以来，年轻人的热情没有安全的渠道发泄，只有投入在偶像身上。”
“现实生活很多时候是身不由己的，而追星的世界很单纯，”林童说，“你只要付出就好了，偶像的成功就是你的回报。”
“有人问我‘你不知道娱乐圈都是假的吗？’”她说，“我知道，但我不想追求什么真实。我只想要快乐。或许我为之付出的对象是虚幻的，但我得到的快乐是真实的。”
那首粉丝写给王源的歌里有一句词：“我知道我渺小又莽撞/可我能成为十万分之一的高大城墙/我知道我的默默无闻/可我也是回声能唤醒整个沉睡村庄……那颗星球太远了/也想陪他这一场/陪我爱的男孩成长/被他驯养再被他释放/我的小王子啊/可是你还是会回你的星球去吧。”
对于许多粉丝来说，他们一边渴望了解更多偶像的真实生活，一边接受并主动维持两者的距离感。有的粉丝甚至从不主动浏览偶像的任何新闻，“怕现实会打破自己对他的幻想”。
“真实是什么呢？仔细想想，每天跟你生活在一起的另一半又到底好在哪？工作、挣钱、结婚、生子，这些事情只不过是当前的话语体系要求人们应该追求的‘真实’，但你真正了解那个人吗？你做这些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林童说，“与其追求所谓的真实，我宁愿做一些能让我真正快乐的事。”
对于很多粉丝来说，追星已经变成一个“帽子”，通过虚幻的世界获得现实世界的成长。有的粉丝群会自发组成不同的兴趣小组，比如跑步、摄影、画画，学生甚至组成了“学社”，相约一起复习功课。每次跑步的时候，上百人都会举起旗子、灯牌，穿上颜色统一的衣服，一边跑一边跟路人介绍他们的偶像。
“一切行为都在生产意义，这些行为在不相干的人看来或许是虚幻的甚至是狂热的，但对于当事人来说，也许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常江说，“所以，我不主张对这类行为作出简单的判断，我们要看到每个人从中获得了什么。”
生日会的最后，王源站在舞台中央，保持着90度鞠躬的姿势，随升降机消失在粉丝的视野中。灯光亮起，刘纳仿佛从一场梦中苏醒过来。
过段时间，她打算去相亲。她从没谈过恋爱，也不想太早结婚，但她决定按照母亲说的话去做。
“没办法，只能听他们的。”她显得无奈，似乎找不到任何可以反抗的理由，“总不能不听吧。”
王源生日当天，刘纳特地跑到三里屯的一块LED屏幕下看王源的宣传视频。初冬的夜晚有些冷，她仰着头等，生怕错过了几秒钟。在屏幕白色荧光的映照下，女孩的双眼灼灼闪光，周围是来来往往的车流。
连刘纳自己都快忘了，那一天也是她的生日。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刘纳、吴舟、林童、魏珂、陈言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玄增星文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