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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11月20日晚，《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铁矛因病于北京的家中去世，享年92岁。
著名摄影记者、《中国青年报》前摄影部主任贺延光获悉后第一时间写下了这样的话：
铁老是1951年《中国青年报》创刊的元老记者。60多年来，他热爱自己的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忠于职守，拍摄和报道了许多重要事件，有的作品已成为记录时代的不朽之作。铁老从年轻到年老，为中青报和摄影部的建设呕心沥血，退休多年，他的目光也从未离开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事业，他是中国新闻界享有盛名的摄影记者，也是我们后辈最敬重的慈祥长者。在新闻采访和摄影业务上，我一直得到他无私的帮助与指导，他从不摆资格，也从不隐瞒观点，胸襟开阔，诚恳待人。
铁矛老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经典作品永存，他激情饱满的专业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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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矛自述
照片印了200万份宣传画
上世纪50年代，是我们这一代人“激情燃烧的岁月。”1951年，我进入《中国青年报》，后来拿起了照相机，成为摄影记者。
1957年4月，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应毛泽东主席邀请访问我国。这次迎接贵宾的规格很高，宣传报道声势前所未有。我们报社有3名摄影记者参加采访，很少见。
15日，我全副武装地带了禄来相机和闪光灯，外加一台莱卡相机，和一位文字记者提前半小时到达南苑机场。当毛泽东主席陪同伏罗希洛夫元帅检阅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和群众队伍时，伏罗希洛夫手持礼帽向群众致意，欢迎仪式达到了高潮。我边后退着边用禄来相机按下了快门，瞬间即逝，大约只有几秒钟时间。事后从我拍摄的胶卷看，这个画面只有一张底片。后来，这张照片被新华社借调用于对外发稿，上海和沈阳两地的人民美术出版社也都用这张照片制作了大型招贴宣传画，共发行了200万份。这不是我的摄影水平比别人高明，而是我的幸运、所处的位置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等待苏联贵宾到来期间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当时，周总理和一位手持鲜花的苏联少年正在谈话。总理看到我，招手示意，我赶快走过去。总理微笑地问我：“你是哪个报社的记者？”我回答：“中国青年报记者。”“请你给我们拍个合影，把照片给苏联大使馆寄去，他是尤金大使的孩子。”我回答：“一定照办。”当时考虑节约胶片，只拍摄了一张照片。但在回家的路上，我忽然感到不安，怎么只拍摄了一张呢！要是有人眨眼了，如何能把照片当礼物送出去！这样重要的外事活动，我竟然轻率地应对，辜负了总理的吩咐。之后的几个小时我始终处于自责中，直到胶卷冲出后我才放心了。照片寄出后，我收到了苏联大使馆的感谢信。
在潢川“五七干校”学杀猪
1972年，我在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团中央“五七干校”六连食堂帮厨。六连食堂为一二百名“五七”战士提供一日三餐，除了七八位帮厨的伙伴外，还有两位老师傅，一位专职“白案”，一位专职“红案”。对我来说，做饭做菜比较陌生，我琢磨着能学到这些方面的技术，也是居家过日子必不可少的生存之道。
食堂饲养了十几头生猪，我决定跟老师学当屠夫，他们说，你这样的彪形大汉够棒的。
头一次杀猪，我的手总是抖，心想活泼的生灵就在我的手中死去，实在下不了手。在师傅的鼓励下，我放开胆量，对准猪的咽喉，猛地把刀捅了进去。烫猪毛、刮猪毛、开膛破肚，一头约180斤重的大肥猪变成了一盆盆香味扑鼻的红烧肉。红烧肉可是一道名菜，好吃得很呐！伟大领袖毛主席也喜欢吃。
有了杀猪的实践后，鸡鸭鹅这些小型动物，只能算是小菜一碟了。
1973年，我放下了屠刀，回到北京后仍然干起了文质彬彬的摄影记者。
那以后的多年里，每当友人问到我在“五七干校”的生活时，我都骄傲地告诉他，我在那学会了从杀猪到做出红烧肉的手艺。听者多报以惊奇的眼神。
相机不离手的“职业病”
因工作需要，我被推到摄影记者的岗位上。但之前，我从来没有拿过照相机，只有边干边学。我第一次按动相机快门，便是以报社同事为拍摄对象。那时，报社人员虽少，活动还是挺多，请进来，走出去，为的是提高大家的思想，开眼界，长才干。对我来说，这些活动成了极好的练习拍摄的机会，我渐渐养成了相机不离手的“职业病”。
记录报社内部生活，并不是领导的指令，一开始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当下的生活就是历史。大家在基地劳动锻炼，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休假或特别会议，我都习惯带着相机。和文字记者一同采访，我也尽可能地拍下他们的样子，作为历史保存。我拍摄了不少极为珍贵的报社内部生活，比如，上世纪80年代，我们在密云水库区休假时，意外地遇到耀邦同志视察，通过他的警卫员李汉平，邀请耀邦同志和我们合影。
上世纪50年代后期起，政治运动如火如荼，我都做了如实的记录，直到1968年报纸停刊，照相机交回封存为止。我不甘心，便从团中央联络部借来一台相机，继续拍摄当时的革命群众运动。在两派开会期间，因我的拍摄引起了抢砸照相机事件，相机抢坏，胶片曝光，我的拍摄又被迫停止。
后来大家都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在干校留存至今的几张有限照片，包括胡耀邦同志插秧的照片，是同事舒野借相机拍摄的。“四人帮”垮台后，我和报社同事一起参加胜利游行，恢复记录身边的生活。1978年报纸复刊，我回到记者岗位上。
离休后，照相机交回了报社，我像丢了魂似的，后来索性自己买了一台，心才踏实下来。
老照片制作 张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