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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女儿一岁半，她最熟悉三种职业，医生、警察和快递员。
因为定期体检、打预防针，她能准确识别白大褂和听诊器。偶尔需要动用“权威”使她听话，警察的“不许动”很管用。
对幼小的她来说，“快递员叔叔”是神奇而甜蜜的存在。他们会在一天里某个随机的时刻出现，摁响叮咚的门铃，送来水果、饼干和玩具。
“快递员叔叔来了，你的礼物就到了。”我曾经一边在网上下单童书一边对女儿说。
她认真地想了几秒答：“和圣诞老人一样！”
比起那位传说中的红衣老爷子，这些叔叔才是真正穿越风和雪，把她想要的东西送到她身边的人。
这几年，一直是一位家在赤峰的小哥，往我家送顺丰快递。
我刚搬来时，没有特别留意过他。女儿出生不久后，某天我忽然收到他的短信：“在家吗？我是顺丰，方便开门吗？”
收了快递，我忍不住问他：“你怎么不摁门铃？”
他不好意思地说：“上次来，看你肚子挺大，估计这会儿已经生了，怕吵着宝宝睡觉。”
我逗他：“你还挺有经验？”
他笑答：“我女儿5岁啦，跟我在北京呢！”
我家楼上那户也有孩子。每天晚上11点之后，我还常常能在客厅、卧室、婴儿房……听见天花板上传来各种声响——杂物落地、轮子滚动、器皿破碎、孩子尖叫大人斥责……上楼沟通过数次，没有任何改变。最后一次，操着本地口音的男主人打开门，一脸坦然地说：“我也没辙呀，那您报警吧！”
出了我家小区左拐，人行道边有个执照挂在风中的摊位，从早餐开到宵夜。下午去，能吃到更好吃的煎饼。因为早上老板娘会送孩子上学，老板的手艺则一言难尽。
北京的冬夜又黑又冷，他家大女儿每晚就着一豆灯光，站在窗口洞开的早餐亭里，裹得严严实实地写作业。后来，老板娘又生了老二老三，全带在身边。
我问过老板，为啥一定要在这儿受罪。这个敦实的河南汉子把葱花潇洒地抛洒向我的蛋饼：“挣钱多呀！”
离他不远，临街有几间商铺，附近居民赖以生存的蔬菜摊就在那里。
卖果蔬的是一家早出晚归的安徽人。老爷子收菜钱，侄儿收水果钱，儿子打杂。
老头儿抠门儿，一角两角都掰得清清楚楚。不管脸生脸熟，从来不笑。侄儿活络，叔叔阿姨大哥大姐的永远挂在嘴上，今天让你尝个草莓，明天手一挥五毛不要了。猕猴桃放久了，还提醒“别给小孩买”。
在这个时代，我和邻居可以互不相识，但我们不会不熟悉这家人。
有一次，我新买的电脑出现故障，退换需要包装上某个标贴——纸箱子早扔楼道里了，因为每天都有人来收。
我跟物业、保安打听一番，在另一栋楼的地下室里找到小区收废品的两口子。他们租住在最多五平方米的小屋，睡上下铺。
听完来意，大哥立即行动。他打开另一间屋子，里面从地到天叠满了各式各样的纸壳箱，无法计数。他开始一张一张地往外抽，抽了一个多小时，抽空了半间屋子，终于找到我要的。
我掏出钱感谢，大姐冲出来，把我轰走了。有天我晚归，凌晨一两点遇见他俩，才知道他们收拾楼道弃置物品，为了不影响居民出入，不占用电梯，都是夜里悄悄进行。
商场买好家具，东北大哥和他万能的金杯车能提供一站式服务。夏天空调不凉，背着工具箱的四川小伙敏捷地钻出窗户，修理外挂主机。家务实在忙不过来，上网找个电话号码，上门支援的湖北小阿姨能麻利搞定孩子的饭、老人的茶、地板上的毛发。
他们如此真实、有力地活着，需要着这座城市，也被这座城市需要着。
我们享受服务的同时，也应该接纳服务可能带来的风险。为居民提供安全的生活环境，是城市的职责所在。容纳东北大哥、四川小伙和湖北阿姨的奋斗，则是城市的灵魂所托。
即使谈不上“建设者”，只是地下通道里的一位流浪歌手，也能让窝在办公桌前加班整晚的年轻人，听见爱情和自由。
在白纸黑字里，他们只是一串“数字”，一个“定义”和一种“风险”，但在我不可或缺的日常中，他们是抱着尿不湿巨大纸箱而来的顺丰小哥，是用冻伤的手给我做早餐的煎饼摊老板，是我吓得拉住他工作服生怕他掉下窗台而他耐心宽慰我的四川小伙。那些面孔那么具体，那么鲜活。
对于每一个这样的个体来说，出身、天赋、教育、命运、能力、志趣、市场……都可以决定他们将离开哪里，走向哪里。
但不应是别的什么东西。
我自问不是什么善良的人，没有宗教信仰，对人性也不够乐观。我知道，有的快递员会抢劫杀人，大部分小摊食品细菌超标，东北大哥搬个柜子可能漫天要价。还有人会说：“等火烧到你家你就闭嘴了。”
可是，难道这座城市，没有了他们，就没有了谎言、罪恶和灾难吗？在人性和劳动面前，谁也没比谁高等。真正需要接受审判的，并不是这些人的身份与命运，而是社会上还存在这些现象：该公平的不公平，该合理的不合理，该完善的不完善，该守法的不守法。
反正，下一次顺丰小哥来的时候，我会跟我女儿说：“这个快递员叔叔就是圣诞老人。”
——在她还相信美好的年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