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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空遨游近两年后，“悟空”终于“取回真经”，发现了一个人类追寻多年的宇宙魅影。
11月30日，《自然》杂志披露：中国于2015年12月发射的“悟空”(DAMPE)卫星在太空中测量到电子宇宙射线的一处异常波动，成功获得了目前世界上最精确的高能电子宇宙线能谱。科学家推测，这可能就是人们一直寻找的暗物质。
“那只‘猴子’没让我们失望。”当“悟空”探测到暗物质疑似踪迹的消息传开时，不少媒体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让人更为惊喜的是，“悟空”计划背后的青年科学家团队平均年龄仅31岁，但已在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参与了25颗卫星的研制和发射。
记者随“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报道团在上海采访时发现，像“悟空”团队这样的年轻群体还有许多，在强国路上，他们赶上了干事创业的好时候，正用自己的理想、本领、担当，书写着民族的希望。
年轻人托起国家大项目
“悟空”探测到疑似暗物质的消息“燃爆”学界时，在“悟空”的出生地、位于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的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却平静如常。
作为中国微小卫星研究的高地，这里的工作人员平均年龄仅31岁。
“在我们这儿，超过31岁的就算‘老员工’了。”曾负责某试验卫星轨道控制作业的80后李昭告诉记者，团队里的小伙伴都自认为很幸运，刚毕业，干的活儿却都是国际前沿的。
在这里，进门左手边的“卫星墙”上，“画满”了已发射上天的20多颗卫星，除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外，还有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天宫二号”伴随卫星、碳卫星等“明星级”小卫星。
如果说“卫星墙”代表着李昭和他年轻同事们钻研的是星空的深邃程度，那么在大飞机制造等行业跨度极大的领域，许多青年则在探索科技创新的应用广度。
从2008年开始研制至今，国产大型客机C919一直备受关注。和这款全新的国产大飞机一起成长的还有一群年轻的飞机研发人员。
刚过而立之年的周琦炜就是在C919这个国家级大项目中成长起来的。在C919的研制中，所有与航电线缆有关的部门，都归他们这个平均年龄只有30岁左右的团队管理。周琦炜带领的24人团队，承担着全机725处线缆的排线布管、15万个零件的安装配组。
C919大飞机上，在普通人看不到的地方，密密麻麻的线缆就像人体的“神经”“血管”一样，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器官”故障。而设计图纸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在航电线缆的安装中，一切以实物为准。
“没有‘天赋’，干不了这活。”周琦炜说，在C919繁琐、细致的研制过程中，同事们都必须让自己沉静下来，学会工作所需要的“天赋”，而年轻是他们成长的资本。
大型民用飞机制造是“现代科技之花”，是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科技水平和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目前，C919的国内外用户达27家，订单总数达730架，国产化率近60%。在耀眼的成绩背后，年轻人已经在一些关键环节担起重任。
中国商飞C919项目办公室主任袁文峰说，从技术人员到生产工人，中国商飞的主力军基本是以80后为主的年轻人。在位于上海的研发中心，参与C919核心技术突破的年轻人占比在75%左右，基本都是硕士以上学历的高素质年轻人才。
此外，在ARJ21客机试飞取证、航线示范运营，C919大型客机设计研发、总装制造、首飞准备工作中，中国商飞的青年发挥了先锋队和生力军作用，他们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却承担了C919大型客机控制律攻关等37项民机关键技术攻关。
信任和激励支撑青年担重任
“研究团队里的年轻人多了，是个可喜的变化。”站在卫星模型前，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院长于英杰感慨，让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参与核心的科研工作，既是对青年人才的信任和历练，也是难度不小的挑战。作为前辈，要考虑的是，怎么在追求准确的科研项目攻关中，允许年轻人试错、帮助他们在项目中成长，甚至独当一面。
通过改革和调整，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院探索出了独特的模式，实行“研究院-总体部-研究所”的管理架构，总体部重点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两个应用型研究所未来重点面向产业化，专业研究所提供技术支撑，并设立新技术中心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各部门之间既能相互支持共同完成国家重大任务，又能相互独立承担任务。
此外，卫星创新院还按照任务的不同，以重大成果产出为导向，实行分层分类考评体系，尤其是做新技术的团队，以3年为一个考核周期，让年轻人沉下心来做研究。
为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里还实行末位淘汰制。这种机制并非走过场，而是“真刀实枪”的改革，形成了实实在在的激励和鞭策。
对年轻的科研人员而言，体制机制的创新更加坚定了他们信念。每天上班看到研究院大厅蓝色的“星空墙”上的几个大字，李昭总会为之一振——“只要坚持，梦想总是可以实现的”。
年少者勇闯科技“无人区”
在前沿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中国年轻人不光要担起重任，还要求在科技“无人区”闯荡一番。
在C919飞机的国产化率逐步提高的过程中，由于中国的技术积累不足，国外厂商也不愿将核心技术和盘托出，年轻的科研人员必须勇闯技术的“无人区”，寻求解决之道。
C919飞控系统的国产化就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霍尼韦尔公司是C919飞控系统的供应商，受制于美国法律，它不能向C919项目方提供飞行控制律算法这项技术，只能由中国商飞自主研发。研发过程中，霍尼韦尔公司只负责将中国商飞设计好的算法与方案进行功能的实现。对程序设计是否合适的问题，霍尼韦尔公司只回答“对”或“不对”，故障则由中国商飞自行定位并排除。
为实现飞控系统的攻关，中国商飞在2012年组建了一支以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操稳特性与控制律室设计人员为主的攻关队，为C919设计电传飞行控制律。
技术攻关的过程十分不易。这支年轻的算法研发团队首先要把算法设计好，还要形成系统技术规范，全部翻译为英文后发给供应商，然后由供应商写软件代码。据团队成员赵晶慧介绍，他们为C919设计的控制律共有4100多条英文需求，前前后后跟供应商开了200多次英语电话会议。
在过去两年，中国商飞为这个团队开设了一趟专门班车，每晚10点钟开往地铁站。办公室里常备若干张折叠床，如果加班太晚，年轻人就直接睡在办公室。在团队组建4年后，这支主要由80后组成的队伍初步完成了C919飞行控制律的算法设计。
作为C919项目的管理者，袁文峰感受到，在技术“无人区”闯荡的过程中，这些年轻人正在挑起大梁，“时代提供了机会，也提供了激励措施，后面就看他们的了”。
本报上海12月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