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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几乎没有异议，取消两名院士理事资格的邮件就发出了。
邮件落款是“中国计算机学会监事会”。除名的理由很简单：两名院士连续两次没有参加理事会议，违反了《CCF理事会条例》，“按规定终止理事职务”。
在拥有4万多名付费会员的中国计算机学会（英文简称：CCF），监事会是个只对学会“最高权力机构”会员代表大会负责的5人小组，按照条例，他们甚至有权罢免理事长。
事实上，不管是院士，还是大学校长，或者是公司老总，只要进入计算机学会，他们原本的身份就会被屏蔽。在这里，从理事长到普通会员，彼此都直呼其名。
根据民政部2016年的数据，中国计算机学会是全国1.6万个科技研究类社会团体中的一个。这个听起来与普通人没太多联系的学会，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的主办方。竞赛早年总会与“名校”“保送”一起出现在头条新闻里，如今又成为大学自主招生的一项重要参考指标。
那两位被取消理事资格的院士，没有像当初有人担心的那样远离学会，反而比以往更关心学会事务。他们告诉杜子德，这项制度很好，是自己不能履行理事的职责，不该在那个位置上。
一
事实上，CCF最开始和其他学会没什么两样。
侯紫峰是1998年从美国回来的，回国后在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下称计算所）工作。那时CCF就设在计算所里，“没事就去听他们开会，看看圈子里有什么消息”。
他很快发现，当时学会只有单位会员，从理事长到常务理事都是各大计算机科研院所的一把手。“很多人到这里只是为了头衔，机构偏老化，真正做事的不多。”参会时，43岁的侯紫峰在一屋子领导里算是年轻人，“人家开会你坐在下面听下就行了，根本没什么发言权，也没人让你发言。”
感觉没有机会的还有杜子德，当时他是CCF的专职副秘书长，但平日除了处理一些琐碎事务，在学会同样只能做一个“听众”。
那时理事长也是公选，但是实行等额选举制。选举前学会先成立一个主席团，他们把理事长、副理事长候选人名单确定好，然后公布。
“主席团的成员也都是候选人，等于是自己提名自己。”杜子德笑笑说，名单确定后拿到理事会上投票，每个候选人对应一个职位，选项只有同意或者不同意。“不同意就没理事长了，一般都没问题。”
当年，和侯紫峰同岁的杜子德刚从荷兰回来，重新了解的欧洲社会秩序带给他的震撼还没消退。他说自己当时是“小年轻”，受不了压制，“改革的冲动就强烈一些”。
他决定“在旁边搭个小舞台”，自己当编剧，自己唱戏。他找了十几个年轻的计算机科研工作者，告诉他们“要搞一个新的东西，按照新的思路，新的制度来做。”几乎没有游说的过程，所有人都同意加入了。
这个叫做“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英文简称：YOCSEF）”的小组，从一开始就展示出了它的“颠覆气质”：学术委员年龄不能超过45周岁、差额选举主席、连续三次缺席会议即予以除名、所有人都相互直呼其名……
“我们不想让它成为另一个俱乐部。”杜子德说，“只有制度化的结构和严明的纪律才能保证它的生命力。”而他建立YOCSEF的目的，就是为青年科研工作者搭建一个自己的平台，“既讨论最新的技术和产业政策，也承担社会责任，关心社会发展。”
到1998年底，经过一次补选，YOCSEF学术委员会确定了22位委员。他们随即举办了第一次论坛，请来了当时计算机界顶级学者王选，和风头正劲的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元庆。
侯紫峰也在第一批成员中，他说那段时期是自己最激情的岁月之一。“基本每个月都要搞一次论坛或者技术报告会”，有时大家会为了论坛主题争得面红耳赤，不断推倒重来，甚至有人要单独搞特别论坛。论坛主题从企业能不能反过来领导计算所，到前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年轻科研工作者关心的，我们都有。”
他记得那时大家都没主持论坛的经验，学术委员们就在前一天晚上集体出动，帮助第二天的论坛主席走场、彩排。
他看到有些成员在YOCSEF从在台上讲不好话，到精通组织管理。
19年过去了，当初这22位大多数不到40岁的年轻人，其中7位成了院士，6人做过“双一流”大学的校长或副校长，更多人成了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
2000年时，大家都鼓励已经做了一年YOCSEF副主席的侯紫峰竞选主席，“呼声很高”。但当年他已经44岁，如果当选，干到一半就到了YOCSEF“退休”年龄。
“杜子德说我们可以改一改规则，把年龄宽限到46岁。”侯紫峰拒绝了这个提议，“有时大家认为合适的人没能在领导岗位上，但这没关系，如果因此破坏了制度，那就贻害无穷。”
“我当时非常想做主席，在那个位置上做一些能影响YOCSEF的事。”他在“非常”上加了重音，然后笑着说已经快20年了，这仍然是自己一个很大的遗憾。
但他说遗憾并不代表后悔。
二
CCF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监事会的。
2008年之前，虽然“连续两次缺席会议就会被终止职务”的规则已经开始实施，但监督和处罚的权力由秘书处行使。
“秘书处监督理事会，这是运动员监督教练，说不通。”那时杜子德起草了学会的大部分条例制度，在学会秘书处任职12年，他发现学会的结构出现了漏洞，“少了裁判。”
只不过，在CCF，即使是天大的事情，秘书长也无权做出决定，常务理事会才是唯一的决策机构。
如果在学会设立一个全新的机构，无“法”可依，就成了一个“非法组织”。这样就需要修改学会的《中国计算机学会章程》（下简称《章程》），把监事会的职权和产生方式写进去，然后制定全新的《CCF监事会条例》。
按照《章程》规定，制定或修改新的章程、条例，必须也只能由“最高权力机构”会员代表大会来完成。
杜子德和其他常务理事先起草了《章程》修订草案和《CCF监事会条例》草案，再发给全体会员，征求意见，然后不断修改。
在2008年学会的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上，400多名会员代表投票通过，这两项章程条例正式生效。接着，大会选举出了监事会成员，监事长宣誓就职。
所有程序结束后，一个“合法”的新部门才正式建立。
“这实际上是个‘立法’过程。”杜子德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CCF数万字的章程条例，哪怕是一个字的变动，都要走完这样的过程。
也就是在一个字的变动到一个新机构的设立中，CCF才完成了治理结构的“闭环”。
今年11月初，杜子德到中国科学技术学会作报告，讲述了CCF如何从一个死气沉沉的学会，到现在拥有4万多付费会员，选举场面“非常激烈”的过程。会后很多学会都来问CCF为什么可以做这么好，“但我真正让他们做时，他们又觉得太困难。”
“是很难，建立制度很难，执行制度更难。”杜子德感叹，在CCF，大家也是经过无数次的练习，才真正习惯制度，信仰制度。
三
YOCSEF的活跃并没有影响CCF太多。到了2004年CCF换届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当选了理事长。在此之前，他一直想把杜子德提升为秘书长，但“学会内部始终有反对的声音”。
“在当时，一些太想做事的人，未必会被大家认可。”这位主持研制成功“龙芯”的老科学家缓慢地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甚至有人在理事会上公开批评YOCSEF。有人说杜子德“搞了些年轻人，立山头、拉选票”，也有人说YOCSEF既不属于学会的专业委员会，又不属于工作委员会，是个“非法组织”。
“尊重老学者和发动更多人参与学会治理，这两件事情是有矛盾的。”李国杰点上一根香烟，眯着眼说。
上任理事长后，李国杰一连做了3件事：调整学会的治理架构、发展个人会员、整合陈旧的专业委员会。同时，杜子德也被理事会聘任为秘书长。
在他看来，没有个人会员，学会就不可能有活力，而且，“必须开放选举”。
杜子德也逐渐把YOCSEF的制度移植到CCF中。在李国杰的支持下，他先是提议拿出三四个常务理事名额公开差额选举，再扩大到副理事长、理事长。
“那时就有人担心，搞选举会不会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选上来当理事长、副理事长。”在今年10月的中国计算机大会上，杜子德向台下的会员代表回忆这段往事，“我告诉他们，做的不好我们可以弹劾，怕什么。”
到2008年，李国杰任期满时，他自己也没想到，个人会员人数已经从他上任理事长时的0人，发展到了近1万人。理事长、副理事长和常务理事全部放开差额选举，他看到选举时激烈的场面，“搞的很不错”。
现在，学会制定了从《章程》，到会员条例，再到学术道德规范等一共18部“法规条例”。加一起，需要72页A4纸才能打印完。
在李国杰眼里，CCF之所以这么有活力，除了制度创新，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没“婆婆”。
2006年之前，CCF一直挂靠在计算所。那时李国杰是所长，每次开会，CCF的事很难进入议程。“除非所里想让学会干一些事，作决定也要所里的领导拍板。”
2006年时，中国科协和民政部决定联合设立一批试点，鼓励学会脱离挂靠单位。CCF主动申请了试点，开始独自决策、独立负责、独立营收。“脱离后，有什么事他们自己常务理事会投票，只要超过一半赞成，决策就通过，不用再听所里了。”李国杰说。
四
和建立新制度一样需要时间的，是习惯制度。
杜子德记得，当时讨论修订新条例时，规定“连续两次缺席理事会或者常务理事会的，将会被终止理事或常务理事资格”，常务理事们几乎没人提出异议。
那时学会刚刚改革不久，真有两个常务理事违反了规定，一个是一家著名企业的老总，一个是某研究院副院长，“副局级干部”。
确定要把这两个“大佬”除名时，有些常务理事却犯起了嘀咕：“这是不是太不人道了，都有头有脸的。”有人提出能不能把规则改一改，但他们很快发现，这个规则是会员代表大会通过的，理事会无权修改。
两名常务理事被除名后，从2004年到现在，学会常务理事会议没有一次低于法定人数。很多常务理事开会前坐飞机过来，有人甚至特意从国外飞回来，直接拉着行李箱进了会议室。
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是最早的22人YOCSEF元老之一，他在2004年时当选了YOCSEF主席。那时他已经是浙江大学两个学院的副院长，但那年他每个月都会从杭州到北京，组织YOCSEF的学术委员会会议，没有一次缺席。
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原院长金海曾因为缺席YOCSEF的会议被除名。那届YOCSEF主席是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在美国留学的，关系非常好。”但他还是接到了主席的电话，对方很严肃地告诉他，因为违反规定，“你被除名了”。
后来在各种报告会中，金海总会向台下的观众提起这段往事。“我想告诉大家制度的重要性，制度是刚性的，它不能灵活，否则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今年刚刚“退休”的YOCSEF副主席何万青，想拉一个微软的专家进入学术委员会。这个专家被国外媒体评为全球能影响未来的30人个年轻人之一，他告诉何万青，别的地方都求着请自己过去，“到你们这儿还得选举”。
后来这个专家真的因为得票少没能进入YOCSEF，他问何万青能不能把自己安排进去，或者增设“退休”老委员的投票权。何万青没法答应他，只能告诉这个专家自己已经向委员们推荐了他，但改规则是不行的。“这是个讲原则的地方，你再牛，别人选不选你，是他们的权利。”
在CCF，规则就摆在那里，总有人不经意间触碰，也总有人适时提醒。
今年10月，CCF进行了常务理事增选选举。选举时，因为有些废票，两位候选人得票都不到半数，需要第二轮投票。大会活动主持人、CCF副理事长孙凝晖很着急，就拿起话筒，给台下理事重申填票规则。
这时候有监事站出来，打断了他。按照规定，选举工作由选举主持人主持，大会主持人无权插手。
就连起草了学会大部分条例的杜子德，也无法超越规则。在常务理事会，他和其他人一样只有一票。这个可能比任何人都要熟悉学会的秘书长，“总会有很多新想法”。
去年他曾提议向专业委员会的活动征收管理费，但一直没能通过。直到现在，他仍然觉得自己的提议是正确的。
“民主可能选不出最好的，但绝不会选出坏的。”他决定再把资料准备充分些，数据再完整些，“等下次拿出来，再讨论。”
五
4万多名付费会员里，有不少都是被CCF的氛围吸引来的。
今年2月，29名国内计算机领域的“大咖”聚集在计算机所4楼的一间会议室里，CCF的一次常务理事会正在进行。
他们把桌子摆成一个方形，除了主持人坐在中间，其他人都按姓氏排序坐着。这场会议所有人都抢着说话，一个人慢悠悠地还没说完，另一个人就接了上来。高文理事长就站在台上，这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几次拿起话筒想发言，都插不上嘴，只能微笑。
会议开得久了，有人干脆仰头靠在椅子上，有人翘起二郎腿，还用一只手抱住。有人闭上眼，听到某些观点时会慢慢点头。但在某个瞬间，他们会迅速回复原状，抢着要发言。
360高级副总裁、首席安全官谭晓生也在这间屋子里。他记得自己第一次接触CCF，是被公司一位YOCSEF的成员拉去做他们一次活动的嘉宾。他之前参加过不少活动，熟悉每次都一样流程：主持人介绍，台下鼓掌，自己讲一阵，台下鼓掌。“很形式，议题也没太大意义。”
但这一次，他一进会场就被“震撼”了。几乎所有人都参与了讨论，有人边说边比划，整个报告厅都嗡嗡的。
“我心想，哦，还有这样玩的。”他说那次活动让自己开了眼界，“真的是言之有物，问的问题也很尖锐。”
接着他又列席观看了YOCSEF的换届选举，那是他“有生见过的最激烈的选举之一”。“不是大家举举手就完了，是真正的选举，参加选举的一大半人会被PK掉。”
几乎没再犹豫，他就申请加入了YOCSEF。后来他自己走到了竞选台上，成为2015－2016年的YOCSEF主席，也当选了CCF第十一届常务理事。
今年在YOCSEF的任期结束后，谭晓生成了“荣誉委员”。这个半年后的日程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公司高管，虽然没有了投票权，也不能再参与决策，但“还是会经常回去看看。”
“我们每个人都很忙，学校的人每天要搞科研发论文，公司的人要管理、要出差。”在公司办公室里，他穿着印有学会LOGO的衬衫坐靠椅子上，“但人总有一些想法，需要一种身份，一种场所去表达，CCF就是这样的地方。”
他说在CCF里，表达是会被激励的。“你发现自己说的有用，你的投票有用，你就更加愿意说了。”
今年10月的CCF大会上，会员代表发言环节，台下有代表排队等着上台发言，因为每个人只有3分钟时间，有人把意见写在纸上，到台上快速念完。台上的刚结束，台下的就快步走上去，接住话筒。
女计算机工作者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在大会间隙上台，为CCF的女性会员争取更多权利，“希望以后学会评奖中增加女性会员的比例”。
谭晓生也参加了这次大会，他要竞选未来两年任期的常务理事，“争取连任”。
他的竞争对手是滴滴出行的高级副总裁章文嵩。选举时，因为竞选演说有时间限制，两个人都一路小跑到台上。
刚走上去，下面的副理事长孙凝晖就举起手，伸出3个手指，“3分钟，只能讲3分钟”
杜子德坐在演讲台下面，桌子上放着一个木柄铜铃。只要学会开会，杜子德就会把这把铜铃带在身边，不管台上站着的是谁，只要发言超时，就会被持续的铃声赶下来。
竞选演说都很“货真价实”，谭晓生承诺“公司会一往既往地赞助学会”，章文嵩则向台下理事们保证，“会把企业的运作方式带到学会”。
谭晓生最终输了4票。他说自己很想留在决策层，但也理解多数人的想法，“学会需要新鲜血液，需要新公司加入，或许这样对学会贡献更大。”
选举结束后，几乎所有人都走了。胜选的章文嵩走到谭晓生面前，两人互相拍了拍肩膀，握手。有人提议两人一起合影，旁边有人打趣道：“这是历史性的一刻啊，一定要发到群里。”
几乎每个经历过CCF选举的人在谈到当时的场面时，都会瞬间兴奋起来。靠在椅子上的会一下坐直，皱着眉头的会一下睁大眼睛，每个人都会说那个过程是种享受。
在CCF参加过几十场选举的何万青，直到现在只要走进选举会场，仍然会觉得紧张。2012年他第一竞选YOCSEF副主席，那时这个“不怕事儿”的超算专家，觉得选举很简单。
他走到台上，发现跟自己站在一起的，还有一个自己公司的同事，“选了4年都没选上”。再看台下坐了那么多人，他开始害怕自己“万一只得了一票怎么办”，他说那次自己真的紧张了，“你经历这个事情之后，其他事情就完全不能刺激你了。”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计算机科学技术系教授李晓明，曾担任过一届CCF副理事长，和两届常务理事。“退休”后，他做了一个自己在任何地方都没担任过的职务——CCF选举委员会主席。
选举委员会是个完全独立的机构。这个戴着一副厚镜片眼镜的教授，回想起选举当天的场面，半天只找到了“震撼”这个形容词。
“一上午三四个小时，我宣布什么时候竞选开始，然后投票，计票，唱票，最后由我宣布结果。”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李晓明张开胳膊用手比划着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那是CCF上一届的换届选举，他主持了全过程。
他记得当时的选票需要涂卡，读卡机就摆在选举委员会的桌子上，连着大屏幕，实时读出票数。
“三个理事长候选人的数据“梆梆梆”就往上涨，涨到哪儿算哪儿。”说到兴奋处，他昂着头，眉毛上扬。
选举结果很快就公布了，理事长是工程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副主任高文，副理事长分别是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的常务副校长吕健，计算所所长孙凝晖，以及腾讯的副总裁王巨宏。
为了保证独立性，选举委员会不能参选任何选举产生的职务。但这些人的证书，都必须由李晓明签署。
“那天我最大。”他笑着说，“我是选举委员会主席，我签字后他们的身份才合法。”
六
李晓明的另一个身份是CCF公共政策委员会的副主任，在这里他的工作内容很单一：时刻关注公共领域，然后代表CCF发出自己的声音。
去年CCF给教育部发公开信，建议他们在当时正在进行的第四轮学科评估时取消排名。在CCF看来，以政府名义给大学排列高低是错误的，而在同一指标体系下为大学学科排名，长期后果则是导致大学丧失特色，走向趋同。
他们还将“建议政府退出国家科技奖励评审”的公开信发布在学会的官方网站上。公开信表示政府没有学术专业判断力，评奖过程中也容易产生腐败行为，他们建议把评奖工作交给学术团体，政府作为第三方监督评审过程。
这两次公开发声都得到了回应，教育部和科技部分别派人到学会，与学会沟通。
除此之外，CCF还在百度广告竞价排名、微软黑屏、微信收费等事件公开发表过言论。这些企业很多都是学会的赞助商，但杜子德说他就是在跟这些企业签订赞助协议时告诉他们：“只要有问题，我们照批不误。”
发声之外，CCF也有不少实际行动。
几年前，承办了快30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的CCF主动向教育部申请，放弃竞赛保送资格。
这个在高考仍然是座独木桥的时代，奥赛在当时相当于名校的直达门票。曾经有家长找到杜子德，送他10万元，求他给孩子一个保送名额。
但学会讨论之后，认为CCF没有决定谁应该上大学的权力，这个把关应该交给高校。现在，他们只负责举办竞赛，评选名次，至于高校怎么考察学生，与学会无关。
有人担心取消保送资格后，参加奥赛的学生会减少，结果去年参加初赛的学生有8万多人，今年增加到了11万多。
YOCSEF在成立之初就把“承担社会责任”作为自己的宗旨。
何万青说YOCSEF是自己工作之外，最重要的社会生活。学会每次开会都要自己花钱坐飞机去，搭进去不少金钱和时间，甚至年假。还有人派出自己公司40多名员工，帮助学会的一个专业委员会办年会。
“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的，一个成年人到了我这个年纪，衣食无忧，小有所成，是不是应该追求一点儿更高尚的东西，让你年轻时愤青的初心能够保留那么一点点，作一些改变社会的努力？”他说自己本可以陪老婆孩子，有个爱好，再把工作做好就行，“但那种成就感是不一样的。”
前年，高文在竞选CCF理事长的质询环节，有人问他，你现在已经是院士，已经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副主任了，还到计算机学会当理事长，图什么？他说他想做一个志愿者，为这个社会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