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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行，但时不时总冒出个小石子硌一下轮胎。虽改变不了大势，冷不丁颠簸你一下，也是心烦。
女德班就是这么一个“幺蛾子”。“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坚决不离婚”“男为天，女为地，女子就该在最底层”“点外卖是不守妇道”……课堂上的奇葩言论估计直男看了都气愤。
我最近正巧看了一部讲女性地位的印度电影，名叫《炙热》，偏远农村的印度妇女也被“传统”折磨。“读书使人变成坏妻子”；出去赚钱会被丈夫暴打；女的勤勤恳恳忙里忙外，男的多数游手好闲喝酒滋事，还理直气壮地认为离开男人，女人根本活不了。
看得人一肚子怒气。虽说电影有个光明的结尾，但现实中那些逆文明之潮的人自有一套理论，让人仿佛回到了万恶的旧社会。
然而即便是在旧社会，从来也不乏进步女青年。
1911年端午节，萧红在黑龙江省呼兰县城内龙王庙路南的张家大院出生，传统命相认定为命贱不祥。
重男轻女的封建大家族没给她多少爱。在她小学毕业后，父亲阻挠萧红继续接受教育，她抗争一年没什么结果，放出风来说如果家里不答应上学，就仿效小学同学到呼兰天主堂当洋姑子。
那时候社会对女孩子的要求就是认识几个字，安安分分等着家里找个门当户对的婆家出嫁就好了。但萧红偏不，她跟表哥私奔到北平，在老家炸了锅，人言可畏到让一家人不得不搬家的地步，父亲也被降了职。
然而表哥很怂，顶不住压力回家了。后来萧红又找到曾经的未婚夫汪恩甲，没想到这也是个渣男。两人在宾馆住下，萧红怀孕之际，汪恩甲跑了，萧红被留扣旅馆，写信给当地报社求救。
报社派来了萧军，自此两人开始了一场爱情。不过萧军曾打击过她的写作才华，沾花惹草，还家暴。最后萧红怀着他的孩子嫁给了东北籍作家端木蕻良，后者唯唯诺诺，不担事，常常在战火中留下萧红一人，自己先走。
每次都是怀着别人的孩子与现任生活在一起，萧红在“女德”倡导者眼里应该是个完完全全的反面教材了。她一生最爱的男人萧军评价：“她单纯、淳厚、倔犟，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她也许不是一个合格的妻子，更不能算是一个称职的母亲，她的孩子们没有一个是在她身边长大的。
现在在互联网上检索“萧红”，出现在前面的是“萧红为何屡遭无情男人抛弃”“历史上的萧红，放在现在看难道不是个大奇葩”“萧红萧军分手的原因”“萧红跟鲁迅是什么关系”……他们将萧红置于男权视角下反复审视，讨论她如何不像个温柔的女性，被抛弃是理所当然。那声音虽然不如“点外卖是不守妇道”刺耳，却或多或少地存在于许多人心中，男女皆是。
但就是在“旧社会”，这样一个被后世戳脊梁骨的人，有自己追求的事业，有爱好，向往自由和爱情，处世笨拙又天真，在时局、感情和社会偏见的困境中，跌跌撞撞。
鲁迅评价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她打破小说与散文以及诗之间的界限，用诗意的语言，非情节化的叙事，确立自己的小说观。
“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种东西，一定要学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
我还记得读《生死场》时，那些粗暴的、原始的、又充满生命力的字眼像推土机一般碾轧而来。不加雕琢的，直愣愣的，甚至是不顾及读者感受的，不像出自一个传统女作家之手。但她的观察又纯真如孩童，小学课本里的《火烧云》能穿越20年的时间，在每一次壮丽的天象出现时，回归我的脑海。
更难能可贵的是，萧红摆脱了狭隘的阶级论。她认为作家的首要任务是“对着人类的愚昧”，是超阶级的，应该为人类而写作。即便是在抗战救亡时期，她也拒绝使小说直通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宏大主题。
如今看来，她也不见得是个自我标榜的女权主义者，但她在文学和人生路上的坚持体现了女权最基本的含义——能够自主选择。
在这一点上，如果她不被视作榜样，而是批判对象，那真是历史的倒退了。
不过直到今天，她的身体、交际和私生活，仍然比她的才华，更能吸引大众。电影《黄金时代》里有一句独白：“我不知道我写的那些东西以后会不会有人看，但我知道，我的绯闻会永远流传下去。”
萧红曾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1942年，萧红因病死于香港，终年31岁。
1986年的端午节，她在呼兰县的故居开放。那是清末传统八旗式住宅，青砖青瓦，土木建造，院内五间正房，有一座2米高汉白玉的萧红塑像。这是她19岁逃离后，再也没有回来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