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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景烁
视频编导：母建鑫
H5制作：中青融媒工作室
文稿编辑：蒋韡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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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了30年记者，退休后，汤计却每天都在“化缘”。
几十年来，他习惯了每天一睁眼就读书读报，但现在更要紧的事儿是“捣鼓”微信。除了看新闻，还要转发一遍筹款募捐的网站链接，几乎天天不落。
汤计曾是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编委、高级记者，如今习惯了放低姿态。他编辑信息，加上“舍是一种得”“捐一点吧”的前缀，句末再留几个笑脸，然后点击发送……捐款零零碎碎地打进来，有时是几十元，有时是几千元，他都全部收下。
2017年9月27日，以他名字命名的“汤计人道传播基金”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设立。这个基金专门针对新闻人而设立，致力于表彰救助因公致残或陷入困境的媒体人。这也是目前中国唯一用于新闻从业人员的慈善项目。
他第一时间就将消息转发到了自己的朋友圈，也随手发给了一些好友。截至目前，该项目已有1283人捐款，共筹到12.7万元。
“人生换了条跑道，可还是和新闻有关。”今年61岁的汤计郑重地说，“我想为新闻人建一座丰碑，让杰出的记者永远留在丰碑上。”
此前，汤计因为呼格吉勒图（以下简称“呼格”）案，在新闻界颇有名声。1996年，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卷烟厂年仅18岁的职工呼格被认定为一起奸杀案的凶手。案发仅62天，法院就判他死刑并立即执行。
9年后，真凶因其他案件落网。时隔多年，真凶仍能在已拆迁变样的楼群中准确指认犯罪现场，并能说出被害人当时的穿着细节。虽然这些对上了呼格口供里的模糊地带，但呼格案却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
呼格父母上访多年没有结果，他们辗转找到了汤计。彼时，汤计已经在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当了20多年政法记者，得知消息后，他立刻跑去找专案组核实。
在不少警察看来，呼格案是典型的冤案，但呼市公安局的主要领导却不愿翻案——当年不少办案人员早已高升，如果查下去，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汤计决定“死磕”真相，他一共发了6篇内参和3篇其他报道。在他30年的新闻职业生涯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和呼格案有交集。
2014年12月15日，在含冤18年后，呼格终于被法院宣告无罪。随后该案的追责结果公布，公检法系统共有27人被处分。这起震惊全国的平反案最早的报道者汤计，是当之无愧的推动人。
在采访时，他几乎找遍了相关的公安干警、检察官、律师、法官、政法委工作人员，也努力地“给领导一个抓手”，找准时机在新华社名牌视频栏目“新华视点”上播出了呼格家人的情况，推动成立呼格案复查组。
3篇内参发出后，呼格案复查组成立了，真凶也没有因为其他罪行而被匆忙枪决。之后调查一度停滞，汤计又发表了两篇公开报道。紧接着，一大批媒体接踵而至，关于该案的讨论和报道一下子铺天盖地。在媒体的监督下，呼格案最终获得改判。
在汤计看来，一个优秀的记者能够通过采访集聚各种能量，并最终把这些能量“由小溪汇成江河”。“不单单把事件当作选题，更要当成问题来看。”汤计说。
十几年前，呼格的遗体被父母草草埋在住地附近。冤案平反又逢搬迁，他们想给儿子认真地修一座墓。两位老人都是纺织厂退休工人，家里的生活一直紧巴巴的。汤计找了几家企业寻求资助，对方都很慷慨，几乎没有犹豫就同意了。
这座墓最终在离呼和浩特市区30公里远的和林格尔县安佑生态园内落成。整个案子的来龙去脉都被详细地刻在了墓碑背面。墓地设计使用了不锈钢板和大理石，在汤计看来，“像滴眼泪也像个问号。”
这次不那么正规的募捐，也让他发现了为新闻事业筹钱的另一种可能。
2015年，汤计退休，记者生涯的最后赶上了媒体行业的转型期。彼时，在移动互联网的冲击下，传统的报道形式正在变革。一些传统媒体式微甚至消失，更多崭新的传播渠道兴起。
汤计也在寻找着出路。原本不怎么摆弄手机的他，试水做起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汤计典频”，他每天更新两次，点评时事，有时候还会附上一段音频，目前已有15万粉丝。
“传播技术和方式的改变，让内容生产和传播的门槛大大降低，新闻变多了，但杂音也多了，人们更需要有深度的内容。”他希望记者能够沉下来，专心积累，用专业经验生产出真正有价值、有能量的新闻。
在他看来，记者需要通过手中的笔或镜头，将真实、准确、客观、公正的信息传达给公众。新闻不是娱乐，不能仅仅停留在传播上，而忽略了终极目的——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这位“老炮儿”记者进入新闻行业，其实有点误打误撞。汤计18岁进了工厂，被分配在流水线上干钳工。当时高中毕业的汤计，在工厂算是高学历人才，领导常派他写宣传板报，后来他被调到厂里的广播站。恢复高考后，他考上了中国新闻学院——那是新华社培养新闻专业人才的学校。
做记者初期，汤计用一沓沓的纸片记线索，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写好了就揣在兜里。除了睡觉，新闻永远在脑子里打转。因为总在想新闻，他骑自行车时和人撞过，有时熟人跟他打招呼，他也陷在自己的世界里而没有听见。
“没别的，就是热爱。”他说。也曾有不少好机会摆在汤计面前，他每次都很快回绝：我还是适合做新闻，还是喜欢做新闻。
如今，汤计身边不少媒体人相继辞职，忙着转型。新闻从业人员的大量流失让他觉得特别痛心。“都说新闻人苦，确实如此，做新闻发不了财。记者付出多，风险大，有时候付出和得到不成正比，收入和社会价值相差很大。”他说自己老了，希望年轻的新闻人能够坚守下去。
做了30年的记者，汤计评价自己职业生涯“不算高产，但挺扎实”。他率先发现了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牛玉儒、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公安局局长郝万忠等一批典型人物，获得过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因为呼格案，他成为新华社成立84年来首个荣立个人一等功的记者，还获得了第25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他也撰写过“王木匠诈骗案”“万里大造林案”“草原巨贪徐国元”等响当当的调查报道，受到不少威胁、监视。最严重时，有人甚至放下狠话，要花100万元买汤计的人头。
“记者是无冕之王，人们遭遇麻烦或受到欺凌了才想起找记者。但当记者调查涉黑涉恶涉官报道的时候，就把百姓的麻烦揽到了自己身上，记者也会陷入危险之中。”汤计说。
在基金设立之前，他做了不少“功课”：目前，国家拨给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用于救助伤病及去世的新闻工作者的资金，每年只有100万元。他也发现，在全国，只有几家知名媒体为记者投了人身安全保险，对于更多的新闻从业者来说，这样的待遇太过遥远。
这些年，他也看过不少媒体人因公受伤。参与天津港“8·12”特大火灾爆炸事故报道的一些记者被化学品灼伤；派驻战乱频发国家的记者，在一些特殊的地区受伤是常有的事。而这些故事，在之后基本都没了下文。“记者的权利一直缺乏保障”。
退休后，汤计担任内蒙古大学的硕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兼职教授，偶尔也会去一些大学和媒体分享心得。他萌生了用自己的公信力来设置一个新闻奖项的想法。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曾设立“天使人道博爱新闻奖”，汤计加入后，这个奖项的名字变成了“汤计博爱新闻奖”。该奖项用于褒奖和传播那些为人道公益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新闻作品以及新闻从业人员；救助因采写报道等因公负伤或陷入困境的记者或媒体从业人员，计划每两年评选一次。
目前，首届“汤计博爱新闻奖”正紧锣密鼓地筹备中，并开始接受申报。汤计把单项奖金额提高到了1万元、2万元，还有一项最高数额甚至达到了10万元，“就想让记者能得到一个像样儿的奖。”他说。
这个奖项的奖金来源于他的基金。在基金设立之初，他就掏出了因报道呼格案获得的10万元奖金，又联合4位企业家，凑够了210万元。尽管首届评奖资金已经落实，但汤计仍在为募款奔走。他给自己定下了目标，起码要再筹集100万元。
让他欣慰的是，呼格的父母得知消息后，主动找了过来。老两口一个月退休金不到4000元，非要捐出1万元。一番劝说后，汤计最终收下了1000元。
汤计的微信好友有几千人，其中四分之一都为基金捐过钱。有些人的工作与记者“八竿子打不着”，但爽快地捐出几千元。
汤计希望趁身体还健朗，再为新闻事业奋斗10年。他想把基金规模做到1亿元，让它永续利用起来。他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希望每个记者都有机会坚守初心，踏踏实实地觉得，做个记者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