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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起眼的冤假错案，同样可能有严重的后果。如果这些重要的权利受到了侵害，却不能从国家法规制度层面得到足够的救济，对当事人而言，同样是一种公平公正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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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前，因涉嫌故意伤害和妨害公务罪，陕西洋县人潘强文被批捕。其间，经历了公安机关多次补充侦查、检察院起诉到法院，但是在退回补充侦查后就没了下文。近日，在先后向两级检察机关提起国家赔偿后，潘强文终于拿到了汉中市人民检察院的《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由洋县人民检察院向赔偿请求人潘强文支付被羁押21天的赔偿金5436.69元。
根据2016年1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检、最高法《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司法解释》，符合“解除、撤销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措施后，办案机关超过一年未移交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的情形，属于国家赔偿法第17条第2项规定的“终止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国家赔偿，是以实际羁押天数计算的。《国家赔偿法》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潘强文被批捕尽管“持续7年”，但实际羁押的时间为21天，获得5000多元的国家赔偿金，也是有据可依。
至于精神损害赔偿，国家赔偿法虽然规定，“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但就此案而言，“严重后果”却很难得到赔偿义务机关的认可，故而通过正常的申请程序，难以获得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至多是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罢了。
但是，这种权力的救济对于潘强文不过是“杯水车薪”。除了失去人身自由的痛苦，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时刻处于刑事追究的巨大压力之中，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在中国的人情社会，在“吃官司”问题上纠缠不清，光是邻里之间的指点，就会让当事人背负过大的舆论道德压力。
不可否认，精神损害赔偿进入国家赔偿范围，体现了国家法治的实质进步。从浙江“叔侄案”赔出精神损害抚慰金45万元，到“呼格案“的国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万元，看似天文数字的精神损害赔偿，彰显了国家对权力侵害公民权利的重视。然而，除了产生重刑的冤假错案，那些不起眼的冤假错案，同样有严重的后果。
除了权利上的救济，追责问责的程序也不能少。对于拘留、逮捕、起诉、审判的程序和标准，刑事诉讼法规定得很清楚。批捕了7年未开庭，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县检察院一位负责人说，之前之所以未给当事人答复，是因为“搬家造成案卷堆积，实在找不到”。如果是这种低级错误，有关办案部门和人员，有没有失职渎职的问题呢？
尤其奇怪的是，2011年11月8日，洋县人民法院以潘强文不能到案为由，决定不予受理，而潘强文却表示自己随时能到案，双方的各表话语，究竟谁更为可信，还需要在进一步核查中得到确认。如果在调查中发现，有关办案机关存在责任过错，就应当及时启动问责追责程序，这既是法规制度的刚性要求，也是体现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公平正义不是一张虚幻的画饼，需要实实在在的举措来保障。只有不放过每一个疏漏，从立法上快步跟进，压紧每一根责任链条，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才不会让类似批捕7年未开庭的现象重新上演。
欧阳晨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