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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议通过的那一刻，所有议员起立、鼓掌。
“爸，妈，你们在看着我吧！”在加拿大安大略省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日的动议通过后，华裔女议员黄素梅站起身，流着眼泪对着会场里全程录像的摄像机喊道。
她讲的是英语。她自小从香港移民到加拿大，家族里一位近亲曾被侵华日本士兵强暴。
一年多以前，黄素梅在安大略省议会提交了将每年12月13日设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日的“79号议案”。这条议案已在议会通过了一读和二读程序。然而，由于一些力量的阻挠，它始终被搁置，至今未能列入三读程序。
又一个12月13日来了。南京大屠杀已经过了80年，见证历史的老人犹如风中残烛。在80周年纪念日几天前，最年长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100岁的管光镜辞世。目前，登记在册的幸存者已不足百人。
黄素梅决定先退一步，先通过相关动议。与议案不同，动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它的通过意味着，安大略省成为中国境外首个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日的地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这说明通过多年的努力，南京大屠杀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动议通过时，加拿大亚洲二战历史教育中心行政总裁刘美玲坐在旁听席上，和4位来自中国、韩国、菲律宾和荷兰的日军慰安妇老人一起哭得稀里哗啦。她按捺不住兴奋，又忍不住觉得凄凉，“老人受了这么多苦，突然有人理解她们，这真的是最大的安慰。”
为什么人们纪念犹太人大屠杀、亚美尼亚大屠杀和乌克兰大饥荒死难者，却对南京大屠杀知之甚少
一年半以前，黄素梅找到刘美玲，希望和他们一起“为历史做点事”时，对方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
刘多年来致力于在加拿大中学推广二战历史教育，黄曾在多伦多的教育委员会任职，两人是知根知底的朋友。
很快，一份主张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日的议案被提交到了安大略省议会。黄素梅在里面指出，安大略省居民熟悉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的历史，却对日军在中国的暴行闻所未闻，对于他们来说，“学习和反思南京大屠杀所带来的深刻教训非常重要”。
这份在2016年安大略省议会编号为79的议案，被称为79号议案。
如果不是20年前读到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刘美玲也会是黄素梅在议案中所指的“闻所未闻”者。她生于香港，十几岁时移民加拿大，殖民地学校的历史课里从未提及这段历史，家里也没人讲起。书里的内容让她觉得震撼又羞愧。
那本书出版时，她的朋友王裕佳刚刚创办了加拿大亚洲二战史实维护会。
王裕佳是一位医生，见过数不清的生离死别，唯独读这本书时，看十几页就“顶唔顺”（广东话“受不了”），没法再读下去。他至今记得，书里记录日军将初生的婴儿抛到半空，再用刺刀刺死。他不明白人类怎么会这么残忍，“这不是人做的事”。
在美国学医时，王裕佳的宿舍对着一座犹太教堂。每年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周，都有很多学生到此参加活动，了解纳粹屠杀600万犹太人的黑暗历史。最让他震撼的，是犹太社区动用了所有的资源去普及历史，“让世界不会忘记他们的痛苦”。
同一时期的亚洲战场，却没有同样的纪念方式。“难道中国人的生命就比较廉价，就没那么宝贵吗？”
王裕佳生活的安大略省，人们纪念犹太人大屠杀、亚美尼亚大屠杀和乌克兰大饥荒死难者，却对南京大屠杀知之甚少。他觉得不公平，遗憾正义没有得到伸张，一心想为被无视的遇难同胞做点事，“让30万冤魂历史走进西方社会”。
那时，张纯如的作品刚面世，还没有被西方主流社会接受。王裕佳在多伦多走了15家书店，都没找到这本书。可他只看到杂志上的一页简介，就认定，这本书一定能把被埋没的历史还原回来。
他从美国的出版商那里买到了2000册，自费邀请张纯如到加拿大，以史维会的名义在当地举行南京大屠杀60周年纪念音乐会。2000本书很快被人们排队一抢而空。刘美玲买到的，就是其中一本。
2004年，张纯如自杀辞世。刘美玲接到了王裕佳的电话，决定一起“做点事”。
刘美玲给张纯如写悼词，连夜翻看了一大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读到伏案大哭。她第一次深思，该怎么去实现张纯如的遗愿，让更多人知道南京大屠杀。
在加拿大，南京大屠杀是一段真正“被遗忘的历史”。王裕佳没想到，华人社会对他的努力，反应异常冷淡。有人不知道，有人压根儿不想知道。他们觉得，人要往前走，不要回头看，几十年的时间都过去了，“还搞来做什么？”还有人问他是不是想煽动仇恨，让中国人憎恨日本人。他沮丧极了，几乎觉得那段历史注定要被埋葬，从此不见天日。
刘美玲的亲友也不理解。最刺痛她的不是西方人的无知，而是华人社区的冷漠。很多华裔父母在子女面前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还有华人团体打电话来骂她，说她另有目的。她心里气愤，又无可奈何，“你是中国人，你怎么可以这么讲？”
她相信，要是79号议案通过，那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就“再也没有什么借口了”。
9岁就随家人从香港移民而来的加拿大国会议员关慧贞，也有类似想法。11月30日，她在国会发表声明，缅怀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并呼吁加拿大政府将12月13日设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日，以悼念死难者。
关慧贞依稀记得，小时候曾听父母说起过南京大屠杀，但她真正了解这段“黑暗的历史篇章”，还是在20年前。
当时，她在温哥华担任市议员，应史维会卑诗省分会之邀参加了一次摄影展。那是她第一次正视这场西方人口中“被遗忘的大屠杀”。从那时起，她决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提高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因为“只有改变对历史错误的认识和记忆，才能找到治愈与和解的办法”。
黄素梅和关慧贞的举动，很快引起了日本媒体的注意，右翼媒体《产经新闻》撰文称，加拿大很多地方出现了反日的苗头，今后的状况不容大意。
“日本人不高兴了”
去议会投票支持79号议案前不久，议员彼得·塔布斯收到了一张“来自日本人的奇怪明信片”，上面称大屠杀后南京人口“不减反增”，还声称南京人当年与日军相处和谐，“每个人都爱戴我们，所有人都拥戴占领部队”。他把明信片扔了出去，“饶了我吧，这太疯狂了”。
所有能以一票否决的方式决定79号议案命运的安大略省议员，都收到了这张印刷精美、没有署名的明信片。
为了阻止79号议案的通过，14名日本国会议员联合署名，向安大略省议会寄送了一封意见书。日本众院议员原田义昭称，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日是由华裔居民发起的反日活动，“可能在相关国家间引起不愉快争论”，必须阻止。
“日本人不高兴了。”一位自由派消息人士告诉《多伦多星报》。
在加拿大，所有私人提出的议案都必须经过议会的3次听证，分别被称为一读、二读和三读。一读只是将议案登记入册，二读则在辩论后由所有议员投票。全票通过后，议案就会被提交到省司法政策常务委员会审议，准备三读。
79号议案在去年12月8日全票通过了二读，但私人提案的数量太多，绝大多数在二读后都如泥牛入海，从此杳无音讯。没有三大党派的强力支持，它根本就没有机会重新走进议会接受辩论投票。
如果不在2017年年底前通过三读，79号议案就会自动失效。着急的黄素梅一面继续为79号议案奔走，一面又提交了同样内容的动议。
场外，日裔团体“彬彬有礼的阻挠”从未停止。他们游说议员，发起集会抗议，联合媒体造势。直到10月26日，议会针对新的动议投票和辩论当天，还有好几个蒙面人在议会门前抗议。
议会大楼外的暗流涌动，让安大略省省长凯瑟琳·韦恩深感不安。她特意找来王裕佳，向他咨询了很多问题。她担心79号议案会在安大略省的日裔和华裔社区之间制造分裂，让他们彼此仇恨。
王裕佳对韦恩打比方说，加拿大纪念犹太人大屠杀，但从来没有德国人和犹太人在加拿大发生冲突，79号议案也一样，它只会促进中日两国公民对话和解。
可无论他怎么解释，都没法打消省长的疑虑。
张纯如走上的那条路，同行者越来越多
为了帮助79号议案尽快“闯关”，2017年年初，史维会在多伦多推动了十万人签名的运动，还在各大华文媒体上刊登请愿表格。王裕佳带着团队成员四处出击，约见游说各党重要成员。
听说此事，正在多伦多读大学的殷宇佳决定去做志愿者。她每逢周末就跟一群“爷爷奶奶辈”的同道中人到商场、街道和学校，向路人征集签名。
让她伤心的是，她遇到的外国人没有一个拒绝她，很多人还因为以前没听说过这件事觉得不好意思，反倒是很多华人担心信息被泄露，害怕遇到诈骗，不愿留下真实姓名。也有华人觉得整件事都很没有意义，理由是——就算签名也无法真正左右政府，就算政府设立纪念日，也不能去让日本人道歉。
殷宇佳没那么悲观。对这个24岁的江苏姑娘来说，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从来都不遥远。有一次，老师在高一的英语课上读了村上春树的一本书，里面有对战争的描写，她就推荐老师在课堂上播放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
那节课使世界其他地方的同学都掉了眼泪。殷宇佳第一次看那部纪录片的时候，从开头第5分钟一直哭到片尾，哭了一个多小时。硕士毕业后，她开始在史维会实习，经常在社交网络上“科普”历史知识，很多朋友给她点赞。
在加拿大，像殷宇佳这样热心传播历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7年前，史维会举办一个大型国际会议，邀请了100位年轻人做志愿者。会后，在多伦多大学攻读法学博士的王馨荷就来到刘美玲面前，说要在大学里建立史维会分会。目前，已经有5所大学成立了分会。
5岁就移民到加拿大的王馨荷曾在读小学时跟着老师，去养老院采访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她开始对中国的战争史产生兴趣，却只能从影视作品和家人口中了解一二。
去年，她参加了一家美国民间机构组织的亚洲二战历史游学，到中国参观了很多战争遗址，也接触到了相关的作家、学者、律师、博物馆工作人员、非营利组织人员。在整个旅行团里，她是年纪最小的一个。
在王馨荷看来，年轻人是最有能力改变和影响未来世界的，如果他们忘记历史，“这样的未来是很可怕的”。
刘美玲第一次真正面对慰安妇受害者，是在2006年夏天，她带领20多位加拿大教师来上海考察学习，以翻译的身份访问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此前，她看过很多书、证言和照片，却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活生生的老人”站在她面前。
一位老人一直平静地讲述自己的故事，但说起她承认自己是慰安妇后养女离开了她，终于忍不住大哭，哭得停不下来。另一位老人已经患上老年痴呆，但听到“南京大屠杀”5个字，眼里瞬间闪起了泪光，“就好像想到了很多事”。
刘美玲又气又痛，“她什么都不记得，却只记住了最痛苦的时刻”。
整整7天，她每天从早上7点忙到晚上七八点，一个接一个地访问受害者，强忍着眼泪提醒自己要“专业”。摄像机一停，她再也控制不住情绪，放声大哭。
但无论如何，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她当初带着和张纯如一样“义无反顾的坚持”走上的那条路，同行者越来越多。
从2004年开始，史维会每年暑假都组织加拿大教师赴中国学习，后来陆续还有美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教师加入。在安大略省教育局的支持下，他们到学校里讲学，还在2005年将南京大屠杀纳入了中学历史课程。
南京大屠杀70周年时，史维会拍摄了一部关于张纯如的纪录片。不久，多伦多教育局通过决议，为当地每所中学订购了这部影片的光盘，供历史老师教学使用。也是在同一年，史维会花了9个月时间推动，由议员邹至蕙在加拿大国会提出一项动议，要求日本政府向慰安妇道歉，并作出公正及有尊严的赔偿。
当时，一位部长坚决反对这项动议，几乎达到了“刀枪不入”的状态。他不知道这段历史，坚持认为日本已经道歉，没必要再做这样的无用功。刘美玲邀请他观看张纯如的纪录片，请他参加慰安妇的见证会。听了4位老人的证言，他的态度逐渐转变，成了最坚定的支持者。
“我们一定要找到传承的人，不是一个人，而是很多人”
79号议案虽然尚未通过，但那份动议的通过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日的设立，已让很多人看到了效果。有这份动议在，79号议案就有机会重新被打捞出来。
动议通过后，刘美玲松了一口气，可更艰难的任务还在前面等着她。如果不普及历史教育，很多人并不清楚这个纪念日代表着什么。
王裕佳68岁了，每周要花至少20个小时在这份义务工作上，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刘美玲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退休，或是因为身体问题不得不停下来。她把殷宇佳和王馨荷这样的年轻人称为“和平使者”，盼着他们能留下来。
“我们一定要找到传承的人，不是一个人，而是很多人。”她告诉记者，“他们才是未来。”
她多年来坚持带女儿做志愿者，教育女儿从小不要忘记二战史。长大后在巴黎学习服装设计的女儿在毕业设计中选择“慰安妇”作为主题，这让她感到欣慰。
从去年开始，史维会开始举办夏令营，邀请中国和韩国的学生到多伦多，“从历史中学习人性的价值观”。加拿大的大学生则被派到中国实习，再回到学校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每年8月的日本无条件投降纪念日，很多年轻人都会来参加史维会举办的“和平节”。
王裕佳买下了一块地，计划筹款900万加元，建一座亚太和平纪念馆及教育中心，让更多学生来这里学习，了解南京大屠杀和日军“731部队”。
他说，这不是为了挑起仇恨，而是“打开通向历史真相之门”，让人们从历史中领悟和平与和解，别让历史重复过去的悲剧。
他拿出了一份纪念馆设计图样，上面画着一组图案。第一行象征着日军没进入南京时，所有人都是站着的。中间是日军进入南京后，人们都跪在了地上。第三行是南京大屠杀发生后，所有人都是躺下的，但还有一个人生还。
“这个人会说出真相，告诉全世界的人，南京城发生过什么。”王裕佳解释。
按照计划，安大略省的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日——今年12月13日当天，黄素梅将在省议会宣读有关南京大屠杀80周年纪念日的声明，她还争取到议会同意，让每位议员佩戴“和平之花”。当晚，当地华人团体将在议会大楼前的草坪上举行烛光悼念会。
尚未通过的79号议案里说：“在安大略省将12月13日设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日很重要。它将为所有安大略人、特别是亚裔社区提供一个机会，去聚集、铭记和致敬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及其家人。”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高珮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