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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给孩子送红包的习俗从汉代流传至今，现因微信红包的产生而更加发扬光大；而“歪果仁”虽然觉得华人送红包很有意思，但他们的传统还是送礼物，送钱则大大不妥。所以，钱到底适不适合作为礼物来赠送？这个问题让来自五大洲、13个国家和地区的60名华人聚到一起。两位“领队”陈铭和林正疆，都曾是“国际大专辩论赛”的最佳辩手。
从11月27日起，第二届《世界听我说——全球华人辩论大会》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播出。除了学生，60名辩手还包括主持人、导演、音乐家、物理学家、中医等20种职业，辩题更是挑战你的脑洞：“人类因为勤劳还是懒惰而进步”“沉迷游戏是游戏的错吗”“当代社会男性和女性谁的压力更大”……
节目总导演张建珍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介绍，辩题的选择有两个重要原则：一是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特别是海外华人的生活，比如，“定居海外的华人是否该将父母接到身边养老”“留学生归国是否更具优势”“一个能力不强的学生去海外学习的利与弊”；二是结合新闻热点，比如有一个辩题缘起中国教师去英国教课的BBC纪录片——“现代大学教育应该以学识素养为导向还是求职就业为导向”。
张建珍说，上一届《世界听我说——两岸暨港澳大学辩论赛》偏重于中华传统文化，这一届则更强调文化的差异和碰撞。“比如跳槽，现在中国人跳槽比较频繁，而外国人在一家公司的服务期较长，通过辩论，让双方能够互相了解与沟通。”
“华人”“辩论”，这些关键词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曾经风云变幻的“国际大专辩论赛”江湖，但张建珍认为，时代已经改变，两者并不相同。
“国际大专辩论赛在上世纪90年代的风行，和那个年代全民思考的社会氛围相关，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等地的大学生带来思想的碰撞。”张建珍说，“时至今日，每个年轻人都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和行为准则，有因为个人经历而生成的价值观，我们更想知道的是‘有什么不同’，而不是评判和说服对方。”
从“全球海搜”的700人到最终敲定的60人，《世界听我说》筛选辩手时，更看重辩手的个人身份。
出生于1993年的华裔小伙子郑凯成在美国长大，是个标准的ABC，起初没有花太多精力学习中文。直到有一天，从小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的外婆罹患重病，外婆弥留之际，他的中文水平只能跟外婆进行“你好吗”“我想你”这样简单而无更深意义的交流。“所有难过卡在喉咙，却无法顺畅表达。”从此，郑凯成开始认真学习中文，还在大学拿了中文学位。现在，他站到了《世界听我说》的辩手席上。
段贞珍2005年来到英国，和丈夫经营一辆餐车，为当地留学生做地道的中餐，很多学生都管她叫“珍姐”，有什么心事也找她聊。其中有个青岛女孩，特别爱吃她做的猪蹄。一天夜里，女孩给段贞珍打电话说，“我被车撞了，司机跑了，我躺在路边，好害怕啊”。段贞珍立刻赶过去，把女孩送进医院、报了警。
“这个孩子一直没哭，特别坚强。直到有一天我给她送猪蹄汤，她见到我‘哇’的一声就哭了。原来，她刚才跟家人视频一直想哭却不敢哭，怕家人担心。其实她还不到20岁，还是个孩子，太懂事了！”段贞珍说，身边有很多留学生会向她求助各种问题：被人骗钱怎么办，被房东赶走怎么办……留学生涯的不易，颠覆了人们曾经对这个群体“非富即贵”的刻板印象。
有人说，有“领队”、有个人故事，这是不是《奇葩说》的全球华人版？张建珍表示，《奇葩说》更像是明星的一场秀，“可能一个人的表达方式和别人不一样，说话更夸张，用词更激烈”，靠口才赢得观众；而《世界听我说》会让选手以个人的真实经历打动观众——不设专业评委，胜负由观众决定。
在辩论界已经小有名气的哈佛大学法学博士詹青云，本科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是典型的“学霸”。辩题“青年成才靠机遇还是个人努力”，她抽到了机遇。詹青云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出生在贵州，邻居是两个从上海来支援西部建设的大学生，为她打开了见识外面世界的窗户，在她成长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故事证明了机遇的重要性。
张建珍说：“大家已经不太愿意听传统辩论赛的原因之一是，辩手为了打败对方，抠字眼、抠逻辑漏洞，观点反倒退居其次。而《世界听我说》更希望看到辩手们不同的故事和观点。”
有趣的是，对待比赛的态度，海外华人也不尽相同。詹青云说：“在海外长大的年轻人，从小经历不同文化的碰撞，看问题的角度可能更多元，做事更随性，更以展示自己的个性为主要目的。而我们这样在中国内地长大的年轻人，做事可能更‘严肃’，会更较真地去对待这个比赛。”
而郑凯成说：“我不管比赛结果如何，自己是哪个队的，我都喜欢支持我的朋友，而且会在现场大声喊出来。最终，没有人会记得谁得到多少分，但会记得一个人给我们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