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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张文凌
视频编导：李雪静
H5制作：中青融媒工作室
文稿编辑：蒋韡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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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中旬，在北京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上，郭净和藏族女孩此里卓玛合拍的纪录片《卡瓦格博》，被中国民族博物馆永久收藏。
事实上，这部影片，仅是郭净在藏区拍摄的众多影像中很少的一部分。
作为一位人类学家，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净，曾有10年时间与云南迪庆高原的藏族人生活在一起，背着简单的行李与他们一起朝圣、旅行。他用摄像机和笔，记录了2000年以来，外来探险、开发和旅游等活动，对当地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影响。他历时4年完成的《雪山之书》，以口述历史和调查笔记的方式，用50多万字呈现了卡瓦格博地区的神山文化、民间传统文化在自然保护中的有益作用。
在云南德钦县的乡村，村民们都把郭净叫做“桑匹记者”。因为他曾和村里的牧人桑匹在山里住了一段时间，“桑匹身上的虱子都爬到了郭净身上”。多年来，村民们从没有把和他们同吃同住、背着摄像机的“桑匹记者”当外来的“甲”（藏语中指汉人，也通称外来人——记者注）。
郭净也没有把自己当外来的“甲”，他认为《雪山之书》就是他和当地藏族人合写的一本书，“我不过是个执笔者。很多调查过程都是和他们一起完成的，很多想法、观点和认识都来源于他们”。
在德钦的高山村子里做田野调查时，郭净发现，当地藏族人很在意上个世纪90年代的登山事件，“只要和村民聊天，他们就会说起梅里山难的事”。
梅里山难发生于1991年1月3日，那天，中日联合登山队在攀登梅里雪山活动中，17名队员罹难，其中中方6人，日方11人。这是日本和中国登山史上最大的山难。
梅里山难和1999年的“梅里雪山千年登顶”行动，把梅里雪山炒得名声远扬。当地藏族人反对攀登神山的呼声，也经由环保人士的转达和媒体的报道，引起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2001年，德钦县人大常委会正式立法，禁止任何登山队攀登这座山。
《雪山之书》的开篇，对山难事件进行了陈述，包括官方的、媒体的、民间的、网络的。山难事件不仅催生了中国的山难救援组织，也第一次在网络上展开了登山运动和环保、文化冲突的公众性讨论。
郭净把这些讨论都保存了下来。“它们比登山活动本身更具有历史价值。人们曾以与大自然斗争为荣，可大自然却用它自己的方式‘报复’人类，沙尘暴、气候变暖都是人类不尊重大自然的结果”。
灾难带来了思考。中国登山队队长王勇峰在参与了一次又一次山难救援后，改变了对山的看法，“不要怀着征服者的心态对待山。山不是对手，山是朋友”。
“在藏区，神山不只是神山的概念，也是环保的概念。”郭净说。
多年的田野调查，让他看到，藏族人与山、荒野、动物有着一种亲密关系，那是城里人无法了解的。只有到了那里才发现，它是真实存在的，就在他们每天的生活空间。
郭净收藏着一本画册，画册上的狮子、绵羊、金丝猴、老虎、兔子等动物，都是德钦县雨崩村的村民们画的。
尽管村民们会抱怨动物给他们带来了麻烦，但村民对动物的排序和评价，都与使用价值无关，更多的是审美色彩。
比如，他们把狮子放在所有动物之首，他们认为，狮子是雪山的象征，没有它就没有冰川；他们还认为，没有宝山就没有马鹿和老虎；尽管豺狼和老熊吃牲口、吃庄稼，但它们“是卡瓦格博的狗”，兔子吃麦苗、青稞苗，但兔子走在林中很好看。
“动物之美，被他们一语道尽。”
村民对动物的评价，让郭净等研究者大开眼界。那次，他们进入雨崩村的一队人中，有研究野生动物的、有管理自然保护地的、有探讨文化变迁的。“尽管我们都受过科学训练，想用自己的学问为当地社区提供帮助。可一旦身处深山，以往的知识便丧失了解读的能力”。
“从对动物的看法，能看出当地人对山的看法。”郭净说：“他们对环境、山林、大地的认识，和他们对生命的认识是相互关联的。”
这种关联，通过纪录片《卡瓦格博》中救青蛙、喂蚂蚁的短片展示了出来。
这部片子是2003年6月，郭净与藏族朋友仁钦多吉、此里卓玛等人，在绕卡瓦格博外转之路上拍摄的。
那是在一个开满野花的山谷里，两位转山的老妇人，扎着大红包头、满头白发，蹲在一个准备竖电线杆的小泥洞前，用两根棍子把3只青蛙夹了出来。获救的青蛙蹦蹦跳跳，跳向水边。老妇人在背后对青蛙说：“你们没事找事，为什么跳进电线杆洞去。人家一来竖电线杆，就会被压死的。”
然后，她们继续前行。在一棵有半人高的树根下，老妇人拿出一个塑料袋，抓了把糍粑面往树根上撒，边撒边念：“红蚂蚁爷爷来喝茶。”果然，红蚂蚁都从树根里出来了，大的蚂蚁还站了起来。原来，有的藏族地区一直还保持着每年上山喂蚂蚁的习惯。
“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看不见的东西,在藏区到处都看得见。人与自然共存的关系，渗透在他们的生活中。”郭净记得有一次去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草原上的公路笔直地伸向天边，然而司机开车却扭来扭去，原来他在躲避迎面而来的小鸟和昆虫。
在果洛，郭净和朋友们前去拜访年宝玉则环境保护协会的负责人扎西桑俄。从小就喜欢观鸟的扎西，是个跑遍藏区拍鸟、并把每种鸟都能画出来的“牛人”。他的家在草原上，他告诉郭净：“一个巴掌按下去，手下会有7种治病的植物；整个身体扑下去，医治所有病的植物都在你身子底下。”
郭净感叹，“和他们在一起，才真正理解什么是生态文明、山水文化，它们就活生生呈现在你面前。”
这其中也包括那些常年打猎为生的人，他们对动物也保持着敬重之心。
比如猎手“阿尼洞”。藏语里，“阿尼洞”的意思是熊爷爷。因为过去他打过很多熊而得名。
有一段时间，熊爷爷突然变得成天坐立不安，他总是看见各种动物来找他讨债。于是，他决定不再打猎。他开始在村里成立老年协会，做一些与环保和文化相关的事情。他收集当地的经文，找年轻人帮他记录，最后汇编成《卡瓦格博秘籍》。
和其他游客一样，郭净来到德钦，首先是被卡瓦格博的自然风貌所吸引，但时间久了，他发觉那些终年与山相依为命的人更有意思。
他在《雪山之书》上写道：“卡瓦格博能成为中国第一座拒绝人类登顶的雪山，他的力量，不仅来自于风暴和雪崩，更来自于给他命名的那个文化。来自于那些始终坚持着那个文化传统的人们，凭借代代相传的信仰，使一座信仰的山，成长为一座神圣的山。”
让郭净和当地藏族人感到最不安的，是人们把卡瓦格博的名字叫成了梅里雪山。
据郭净的考察，梅里雪山是德钦佛山乡境内的一段山脉，是当地的一座小神山，由于上个世纪90年代登山队用了这个名称，旅游业就用了这个名字。此后梅里雪山的名气越来越大，而卡瓦格博却没有太多人知道。
在《雪山之书》中，郭净专门用了一章来讨论和反思雪山的名字。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卡瓦格博是“圣地”，梅里雪山是“景区”。
藏族人不会把卡瓦格博和梅里雪山搞混淆。“在藏族人看来，纵然雪山沉默不语，它也永远是众生的庇护者”。
所以，郭净认为，当“甲”们来传授科学和旅游开发时，要认真倾听当地人的声音。他们世代与荒野、自然相处，了解人和自然、野兽本来应该各自处在什么位置，保持什么样的关系。
“村民就是树的一部分，是森林的一部分，是资源的拥有者和保护者。没有他们的合作，外来的专家和管理人员连一棵树、一只鸟也保护不了。”郭净说。
在藏区的游历让郭净看到，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比藏族住得更高，与山的关系比他们更亲密。凡与雪山有关的一切都被赋予了“洁净”的意义，对话雪山要手心向上五指弯曲，而不是用一根手指。
“当我看见雪山的时候，我才对家园这个词有了触感。”郭净说，大山不仅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更是思想和生命诉说的对象。藏族人依偎在偌大的宇宙中，他们的房子和家，就是山的一部分。
《雪山之书》的出版，在云南迪庆藏族人中引起极大反响。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藏族学者章忠云（熙饶桑波）认为，像郭净这样以参与性的目光，把卡瓦格博地区当地人的发展作为自己的思考对象，“以当地人的思想为出发点，全面详实的研究，不仅填补了当地人的空白，也让外界重新认识了卡瓦格博地区”。
至今，《雪山之书》在德钦县都是畅销书，迪庆藏区的多个公众号都在对此书进行连载，其中包括德钦县委宣传部的微信公众号。
作为一位人类学者，郭净认为自己的田野调查不是为了去注释经典的正确性，而是要把老百姓看到的、思考的以及他们所面对的现实传达出去，特别是“在东部飞速发展中，认识西部生态的重要性”。
《雪山之书》是郭净用写一个旅行作品的方式写出来的一本书，他认为带着信仰的旅行很重要，“一个人应该有两个世界，一个世俗的，一个神圣的。”
就像在藏族地区，很多独居深山修行的人都选择了这样的环境：静谧的林间牧场，开满鲜花的草地，近在咫尺的雪峰，深邃湛蓝的天空，都透露出一种淡泊、清凉的气氛，日常生活的繁琐和激情变得虚无缥缈。牧人半年在村里过日子，半年在山里，以劳作的方式修炼内心。
“对藏族人来说，神圣的空间不仅存在于人造的庙宇里，更存在于荒野中。”郭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