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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记忆的纹理：媒介、创伤与南京大屠杀》（以下简称《记忆的纹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是一本关于一段不能忘却历史的记忆之书，由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李红涛和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黄顺铭联袂讲述；它也是一个多个叙述维度交织而成的记忆文本，由传统大众媒介、赛博空间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合力打造；它还是一个关于历史、族群和充满创伤的记忆故事，由曾经活过和今天活着的人们共同编织而成。
李红涛、黄顺铭用他们的指尖和笔触，翻阅从1937年到2014年这77年的媒介纪念性文本；用他们的步伐和目光，丈量和端详实体空间中的每一处细节；用他们开放和变动的视角，审视线上公祭空间的集聚和赛博记忆的协作与争夺。在官方呈现和草根互动的过程中，人们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一点点地被“重新发现”。这个逐渐被发现和建构起来的过程，犹如“记忆的纹理”一点点浮现出来。不过，我们更关注的是，在80年的时空变换中，南京大屠杀被人们记忆和纪念的力量是什么？
两位作者从媒介的角度切入，以文化创伤理论作为核心分析框架，试图理解在各类媒介场景和媒介生产过程与表意实践中，南京大屠杀如何被建构为文化创伤，创伤记忆又如何被再生产出来。在鲜明的媒介社会学取向的牵引之下，作者抛出其研究的核心问题：创伤如何经由媒介而得以建构？两位作者不仅呈现传统大众媒介在记忆生成过程中如何发挥出塑造和影响之力，更将网络和纪念馆的实体空间也纳入这一媒介系列之中，他们不仅流连于旧报纸里埋头爬梳，还多次往返田野点，观察纪念馆中讲解员和参观者等记忆行动者，同时还探看馆内的空间布置、雕塑、树木、展品，等等。在这里，田野的范围不仅拓展到了历史和纵深的层面，还展现为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点滴与细节，除了静态的文本考察，动态的都市田野让人读来饶有兴致：参观者看纪念馆，两位作者则在“看”参观者以及他们“如何看”。
在这样的田野基础上，作者积累了丰富和复杂的经验材料，而要让这些经验材料散发魅力，必须寻找到具有分析性的理论框架和具有阐释力的概念。这个寻找过程也一波三折，如在对数字标识“遇难者300000”进行分析时，作者经历了由“聚像”到“展演”再到“集群”的转换。正是在此过程中，展现出作者较高的理论追求，这又集中体现在作者试图通过对南京大屠杀的个案研究，去把握媒介在文化创伤建构中的角色与作用，以及媒介在建构文化创伤时所遵循的文化、制度与生产逻辑。如此视野将会使该书得以被放置到一系列关于社会记忆研究的著作中，并因此使得这部作品成为理论对话和回应的“经典之作”（杨国斌语）。而对每个中国人来说，这样的文本也势必构筑成南京大屠杀这个多元复杂的叙事空间，使其成为交织国人痛苦、耻辱、奋进等多重情感的民族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为了达成这些讨论，作者冷静和审慎地以“问题”为导向，给读者以层层剥笋的阅读感受。作者将这些问题置于不同的媒介情境中来加以剖析，也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将“遇难者300000”的数字标识理解为形成“记忆之所”中一道表意性的“景观”，将一场在赛博空间中展开的公祭活动视为一种“连结性文化”，以及将在未来可能展开的对紫金草和跨国“记忆旅行”等问题的讨论，都让人印象深刻又充满期待。
《记忆的纹理》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在于，作者有着宽广的学术胸怀，其笔触简洁有力，以极强的问题意识步步推进，建立在细致入微的田野铺陈中，概念自然流淌而出。书中仿佛有着如故事般引人入胜的节奏，而透过诸多细节的刻画，“叙事如洒水车般将事物遍洒各处”（理查德·弗拉纳甘语）。两位作者，通过事件、记忆、符号和创伤的研究，“让人们思索南京大屠杀缘何变成抗日战争乃至近代以来日军暴行的代名词；南京大屠杀如何将抗战叙事和近代叙事紧密关联，从而成为近代中国‘受难-复兴’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南京大屠杀的集体记忆也必定是超越民族国家范围进而组成“全球记忆”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是历史事件进入社会公共生活的方式，这一点值得每个中国人深究。
这一思索和探究也体现为学者浓烈的情感升华和具有温度的公共关怀。时空流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还将不断被生产，而《记忆的纹理》本身也将成为南京大屠杀记忆建构和生成中的一部分。或许，“我们今天所称的记忆，都不是记忆，已经成为历史。我们所称的记忆之焰，业已消融在历史的炉灶中。记忆的需要就是历史的需要”(皮埃尔·诺拉语）。记住一段不能忘记的历史，我们需要这样的讲述，这本沉甸甸的倾情诚意之作将会历久弥新。
孙信茹（云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