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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艾四林（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这场圆桌对话是我们“强国一代”研讨会的最高潮，也是最值得期待的。今天下午我们把舞台的中央交给我们真正的“强国一代”。
为什么一些学生有被孤立的感觉吗
姚旭（上海海事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一年级）：
我观察到，一些优秀的学生反而会有一种被孤立的感觉，包括好好学习或者比较乖的孩子反而比较容易被孤立。一些学生，因为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所以自己的信念就是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他们一方面学习压力比较大，另一方面工作也是比较有压力的，在这种环境下一般不能打游戏，可身边大部分同学都去打游戏，这样下去跟大家在一起就没有什么共同话题——男生之间在“开黑”（多指组队打游戏）的时候肯定不会叫他们，出去聚餐也不会叫他们。
作为兼职辅导员，我带的大一新生很多都是1999年出生的，他们也有这样的困惑，有的同学很规矩、很听话，想表现得好一些，但是寝室里其他男生会打游戏，对一些校方的要求，有些同学就觉得无所谓、会拖一拖，甚至指责不打游戏的男生太死板了。
彭小兰（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这个问题不能说所有学生都面临，也不能说是优秀的学生才有，大学生在大一时可能会普遍遇到，到了大二就可能认识到这不是一个问题了，最重要的是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找到合适的方法去解决它。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原则包括宽容原则、互助原则、尊重原则等，互助是比较能让这个问题最快得到解决的。爱玩游戏和不爱玩游戏只是大学生众多差别中的一种，首先要尊重对方。
我今年出期末考试题就出了是否应该玩游戏的两难这道题，虽然我从来不玩游戏，但是我也非常理解爱玩游戏的学生的兴趣，有学生称他的学术思维就是从游戏里面来的，因为他把《三国杀》玩得非常棒，他从中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人际关系，解决了他的疑惑。他跟我反馈说有些上瘾，我也给了他一些节制的意见。
连泽垚（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本科三年级）：
孙中山先生曾把人分成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三种。社会的变革是由一群先知先觉的人唤醒后知后觉的人，从而带动不知不觉的人，在这样的变动和变迁中成长起来的。每个青年在不同方面都可能存在着各种各样、各种层次的先知先觉、不知不觉和后知后觉，如何利用好自身优势也即先知先觉的部分为社会带来福利？我们在被别人唤醒之后在后知后觉的状态下如何能够加倍努力，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如何找准赶超方式，这是今天我们“强国一代”首先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罗文英（海南师范大学副教授）：
这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问题，我自己上大学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孤独感，甚至有时候想退学。在我从教的过程中，也有很多同学跟我倾诉这样的问题，包括室友矛盾、同学矛盾等，私下里聊天时我会完全以亲身经历跟他们谈一点我的感受和体会，应该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我希望你鼓励那些同学继续以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影响其他同学，这是非常好的。还要多跟老师沟通。我也从学生时代走过来，虽然我比你大了可能有20岁左右，但是我觉得我们之间可能还会有一些共同话题。咱们农村出来的孩子跟城市的孩子的发展轨迹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从小学到高中阶段一直为了高考而努力，往往上了大学以后才发现原来我们跟城里同学之间有巨大的差距，这种孤独感会由此凸显出来。
李红霞（北京体育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我上学的年代，一定会舍弃个性化去随从社会化，但如果是现在选择，60后的我可能就会在保证个性化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去照顾到社会化。比如说我就不爱玩游戏，我愿意把这个时间用来哪怕是去唱歌，做我喜欢的事情更值得。你要忠实于你自己的兴趣，也要尊重别人的兴趣，关键是你要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要把宝贵的时间用来做你觉得有价值、值得做的事情。
另外，有的大学学习风气可能不浓，应该引导和改变一下学习风气。
周笑瑜（天津大学英语专业本科三年级）：
“强国一代”既有个人理想，又有国家理想，其普遍心态还是把个人理想和国家理想结合在一起。我是天津大学学习思想政治理论宣讲团的一员，也是筹建的一个发起人，筹建之初正好是《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这本书在全国掀起学习热潮时，十九大报告也在全国高校里面掀起很大的学习热潮。当时我在学院里面一共收到了150份报名表，面试时很多同学说我现在是一个天大人，所以就要有“天大的志向”，就要在中国富强起来的时候去发出自己的声音。我当时特别惊喜，不仅同学们愿意参与这个理论宣讲团、愿意去讲，更多天大的同学们愿意去听。
陈一翰（河北大学新闻专业本科三年级）：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里提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所以，作为“强国一代”，我们应该不光把目光放在自己强和自己成长的方向上，更要回头看看还有哪些地方更需要我们去做和能够起到一个带动作用。这是我希望自己能够重视的一个方向，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也必须把小我之利益融汇到国家和民族利益之大我中。
青年志愿服务是自私的吗
连泽垚：今年3月，我去南方某地级市参加过一次调研，听到一些新的观念，有一些是我现在都不太理解的。比如，座谈过程中，当地一位年轻人认为，从我们生活中具体的志愿服务的实践来看，不少青年都觉得志愿服务是自私的。这种观点和我们传统理解的志愿服务讲究奉献精神是有很大出入的，对此我还有一些疑问。
于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现在，入团、入党的动机多元化，志愿服务是不是一定出于学生自己真实的意愿，恐怕确实很难说。我们在深造或就业的过程中，确实往往要有一些志愿服务的履历，这样的话读书或者就业会占一些优势，这可能的确是当前一些学生存在的想法。但从青年学生在实现中国梦过程中的责任意识，从“强国一代”的使命与担当来讲，志愿服务就应该是出于一种公益的、自愿的、奉献精神去做一些事情。
林慧平（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这位同学讲到志愿服务的困惑，我想请问，你有没有体验过做志愿服务？如果你体验过，以后就不会被所谓的“利益驱动”说所困惑。只要是体验过志愿服务的同学一定会体会到，志愿服务是无私的。我在苏州博物馆从2010年开始到今天一直当志愿讲解员，我做得非常开心，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收获了很多快乐和感动，结识了很多朋友，我很后悔为什么没有早点去。工作再忙，也一定要通过服务社会的过程找到自己存在的另外一种社会价值。
罗文英：咱们做志愿者，开始是无私的，现在是无私的，以后也是无私的，一直都是无私的，我始终坚信这是一个无私的工作，也特别支持同学们去做志愿服务。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它讲一名同学去某个地方支教，当地负责人就举例说上个月哪哪哪推荐来的同学在这里支教了一个月回去之后就解决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又有谁谁谁去年到这里来支教3个月以后回去就被提拔了。不排除有些志愿者是基于这样一些利益原因，但是它不代表所有的志愿者。
李红霞：动机是有层次的，极端的利己主义是通过损人去利己，还有一种是不损人的利己。最高的境界当然是应该把志愿服务当成无私的，就像很多人捐钱是不留名的，不是为自己的。
李力（东北师范大学讲师）：
从工作的角度来看，我们也有困惑，但是只要我们摆正自己的心态，在平等、共享和参与的文化大背景下，我们每个人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参与这个社会、改变这个社会，我们最终的目标才会达成。
燕翔（中央党校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一年级）：
去年5月我曾经在山东聊城莘县做了两个月的支教老师，记得一个三年级的小姑娘跟我说，“老师，我一个人不孤单，想念一个人才孤单。”一个三年级学生说出这样的话，我也很诧异。我曾经在他们第一节语文课上问过他们，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当时班上一共三十几个人，发言者寥寥。我加入了中央党校研究生志愿者协会，参加一些志愿活动是我们“强国一代”应该做的。
对“强国一代”这个称呼：总体来讲我还是很喜欢这个词的，总比“垮掉的一代”好
胡静（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一年级）：
现在，社会上的各种消息包括媒体报道和述评其实往往呈现了一种分歧的状态。比如，我们特别喜欢《冰点周刊》这种深度报道，但是对于媒体的社论就不那么感兴趣，虽然社论写作难度可能更大。十九大召开前夕，央视有一个纪录片《辉煌中国》，我们都自发地去看，里面有一些具体的小例子如高铁、共享单车等，说到我们走过的桥和路，我们就觉得特别真实，我们特别喜欢这种报道。
同时，我们特别认可榜样的力量，如清华大学的颜宁教授，我们青年也想做一点类似的事情。我是中国哲学专业的博士生，本科是山东大学的国学班，现在国学热讲复兴传统文化，我也非常想做一些普及传统文化这样的事情，但是找不到突破口和途径，有时候总觉得去捐书捐物和短期支教是不够的。
我们青年也特别希望能有自己的话语权，能够有对整个社会的参与感，我们希望有一个舞台，也希望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
曾繁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本科行政保研）：
这一代青年最大的特点，是我们自身很矛盾和复杂，一方面是自信的，因为国力越来越强大，我们有“新四大发明”，真正走出了国门，在世界上帮助不发达国家，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我们确实作出了很多成就。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自己和身边的青年又很迷茫，这种宏大叙事与我们个人的经历、我们在社会中看到的某些现象之间缺少弥合。在我们社会中的一些矛盾刚开始显现的时候，我们的主流媒体如《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等作了很多弥合的努力，它们一个个进驻微博、开设微信公众号，实际上把之前断裂的两个舆论场融合起来了。
真正的“强国一代”身上的使命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如何在社交软件或舆论场中更好地发出更多正能量的声音，生产出更多优秀的文化作品。我们清华非常看重思想教育，今年提出“坚守使命，追求卓越”的理念。我在清华这几年印象最深的是以核物理学家邓稼先的故事改编而成的一个原创话剧《马兰花开》，来清华之前我对于邓稼先的了解其实只局限于课本，大一时第一次公映时坐在学校剧场里面第二排看，结束时感动得流泪，我觉得真正优秀的作品胜过一万句口号。
艾四林：把你们标签为“强国一代”，你们是否喜欢？如果觉得不太合适，你们认为有没有更好的标识你们这一代人或者更远一代人的精神、追求的概念？
曾繁尘：总体来讲，我还是很喜欢这个称呼的，总比“垮掉的一代”好。
连泽垚：我喜欢“强国一代”这个词。
于昆：胡同学和曾同学刚才的分享对于我来讲是收获特别大的，因为我们学校现在有一块主业就是对团干部培训，告诉团干部怎样去做青年工作和引导青年。你们谈到的一些困惑，我也有同感。比如打车的时候，北京的一些出租车司机很能侃，他们就会问，为什么要搞一带一路，为什么我们国家拿出那么多钱去帮助其他国家，这就让我开始思考，为什么一些老百姓会有这样的想法？ 只能说，不少老百姓是从和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角度去看问题。
现在，一些主流媒体在宣传和引导方面做得还不够。所以作为思政课老师来讲，首先对于课本上没有的议题和困惑，我们该怎么从理论的高度引入自己的课堂中去，通过解读一些问题来引导青年。现在很多年轻人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手机上，所以应该加大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的力度，开发一些新介质来宣传和扩大党的声音，来引导我们的青年。
陈元苗（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专业本科三年级）：
我辅修新闻学，对媒体一直以来有关注，发现像微博、腾讯、今日头条等新媒体平台都给每个用户贴上标签，你喜欢什么我就给你推什么内容，你看到的东西就是你喜欢的东西，你看不到的东西你越来越接触不到。这样过度发展下去，我觉得对社会是没有益处的。
胡飒（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我当初上大学时也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困惑，你们下面一代到了上大学的年纪肯定也会发出自己的困惑。这就是矛盾普遍存在的世界，我们首先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大家还是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去应对和调整。大学生们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强健的身体，否则要来承担历史使命是不可能的。既然我们要承担一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光靠说、靠看、靠评论、靠点赞肯定是不行的，每个同学还是得使劲地锻炼自己的本领和能力，大学阶段要充分学习知识和专业技能。大学生还应该有良好的文明素质和现代人格，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新时代自由、全面发展所应必备的一些基本特质。
大学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里面你们最喜欢哪一门课？
刘武根（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在座的同学，大学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你们最喜欢哪一门课？
陈元苗：看老师，每个老师讲得差别会很大。
刘武根：如果排除老师的因素，从课程本身的内容角度看呢？
巩彦博（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硕士研究生二年级）：
我最喜欢“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学好了“毛中特”在一定程度和意义上更有利于理解当代之中国，否则《新闻联播》都看不懂。
王雷亭（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二年级）：
我最喜欢《中国近代史纲要》，可以借此了解中国的过往。
燕翔：最喜欢《思想政治与道德修养》，“思修”让我们知道为人处事的一些注意事项。
周笑瑜：也最喜欢“思修”。
刘武根：我就猜到了，很少有同学会觉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门课好，是因为太深奥了吗？其实，大家想想看，我们今天下午讨论的所有问题，不管是关于个性化还是社会化，还是大家的各种困惑，其实，这门课都讲到了它们所涉及的基本原理。因此，大家真的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说，“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我们刚才讲的所有内容都是以问题的形式呈现，包括人际关系的处理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从哲学上讲就是关于矛盾、关系的学说，涉及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你怎样才能善于从一个一个个案的现象去总结带共性的东西？又比如，讲到个性化和社会化的两难，个性化我一直觉得有两个维度，个性化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在社会发展大势或者主流趋势的前提下去把握。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学习，这绝不是一句空话，而要结合到你的实践体会中，进而很好地运用这些东西。我是70后，从我的个人成长经历来看，你要静下心来读一些“两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毛泽东思想很多经典著作，就会发现，有一些问题的认识会不一样，对情绪化的东西的认识会不一样。
陈洪铃（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有同学喜欢“看老师”，这是思政课老师的人格魅力对学生的影响。对老师来讲，内容第一，一定要扎扎实实给学生讲出真东西来，要讲实了。有了“内容为王”，还要落地生根，就是要把握学生的学习实际、生活实际和思想实际，讲课的时候要接地气。
我给本科生讲“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给硕士生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理论研究”，给博士生讲“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三门课程通着讲，咱们学生对这些课程的认识和老师的一些想法确实还没有完全对接。对“强国一代”尤其应该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我在讲课时不会单纯地把我的想法扔给学生，而会把所有事实列出来。比如，讲到毛泽东和蒋介石，最终是中国共产党赢得了革命胜利，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会是这种结局？
王雷亭：我们学校搞了一个“寻迹‘十九大’校园定向推理积分赛”，学生用福尔摩斯这种形式，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键词拎出来，放在整个校园的各个角落，让大家报名参加，来找这些关键的知识点，然后把它们合并起来，缺哪个板块就找哪个板块，中间也有“黑衣人”来帮助。这种形式特别新颖，启动当天我看到整个校园里面本科、研究生都有同学在寻找，这种方式的思想政治理论普及和我们对接得特别好。
“强国一代”是特别心急的一代，也是特别沉得住气的一代
巩彦博：我是沐浴着党的十四大的春风出生的，现在硕士研究生二年级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向），也是北京高校博士生讲师团的讲师。每一代青年有每一代青年的际遇和机缘，都必须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氛围中谋划人生、创造历史。作为90后的我们是幸运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时我们大多都还不到30岁，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成时我们正值黄金年龄，而到2050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时我们大多还不到60岁还没有退休，还能为国家奉献力量。“强国一代”的使命与担当，归根结底离不开新时代、新思想、新征程。
胡飒：我们的大学生的谈吐、学识以及你们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责任和担当，都让我非常敬佩和感动。关于不同代际的提法，曾经有“抗战一代”“改革一代”等，现在有了“强国一代”，这是我们的时代对大家学识和能力的肯定，也是对大家的期许。你们现在所处的“两个一百年”发展目标的关键期是非常棒的一个历史机遇，党和人民对大家寄予的希望是很大的，相信咱们“强国一代”一定能够实现伟大的使命。
周笑瑜：“强国一代”是特别心急的一代，也是特别沉得住气的一代。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总是想做出很多本身所在领域之外的新的尝试，像我现在是英语专业学生，辅修的是天津大学法学院的双学位，大一刚开始挑选双学位时有150个人，到了大二只剩100个人，到了现在大三上半学期这个法学辅修班只有50个人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大部分时候大家的志向不是那么明确，或者辅修了一段时间后又觉得自己不适合，或者觉得太辛苦了就退出了辅修。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的普遍心态。
那为什么又说“强国一代”是沉得住气的一代呢？我一位学姐今年选择了支教保研，她明年将成为研究生支教团的一员并前往新疆布尔津支教。我也有支教的意向，问她是为了保研才支教吗，她说是为了支教才保研，她是为了在实现支教这样一个理想的同时，为自己以后的生活、学习提供一个保证才保研。
李红霞：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肯定希望有人能够回答自己这样的困惑和问题。论年纪，我应该是“强国一代”的培养人，通过今天的讨论我看到了“强国一代”的精神风貌，我对你们很有信心。我也曾考虑过一个问题，即当文化市场充满低俗时，这个市场肯定出了问题，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当然应该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引导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媒体应该有这样的责任和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