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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满是“围墙”的世界。它可能是有形的高墙，也可能是无形的标准、习惯或隔阂。最难逾越的“墙”永远是无形的“心墙”。
新年伊始，我们看到，有的墙被建墙的人主动推倒了，而更多该被推倒的旧墙却依然顽固，甚至在加厚。这背后的道理极其简单：建起高墙是最容易的，可推倒高墙，尤其是化解“心墙”，却比这难上许多。
政府的墙
政府该长什么模样？也许是高墙大院，进门就有保安盘问，保安室和大楼间往往有着不短的距离。如果没有预约，掏出证件也未必能走进大门，更别提进楼办事。
民众和政府的距离就如此内化于心，外化于形，生动地呈现为许多“机关大院”的配置。不过有人试图做出改变。比如四川省乐山市就发文要求市级机关带头拆除办公场所围墙，变封闭管理的机关大院为面向市民群众开放共享的公共场所，让绿于民、让路于民。
这份拆墙通知下发一年多来，乐山市委办公楼前的空地已变成“城市花园”。乐山不是唯一的改变者。湖南、广东等省份部分市县也有此做法。共同的行动背景是：2016年2月，国务院下发文件规定“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
“安全感不应靠围墙，拆掉围墙是倒逼干部转变工作作风，深入群众。”乐山市委书记彭琳希望拆围墙能打掉群众跟政府间的“心墙”。
实现这一目的恐怕不是砸掉1050米的砖墙就能做到的。但是乐山至少克服难题比旁人多走了一步，让这“心墙”多了一丝被推倒的可能。遗憾的是，多走这一小步的“单位大院”寥寥无几。
学位的墙
博士研究生变成真正的博士前，除了学位论文，还要穿过一道墙：“现在不仅是拼爹拼妈，还要拼导师、拼学校。发两篇C刊论文（的要求）都快把博士生和导师逼疯了。”
每年，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都会公布期刊目录（CSSCI），目录之内的刊物即是C刊。各高校自行决定发几篇C刊论文能毕业，一般要求至少2篇。
近日说出这番话的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范军显然也是被“逼疯”的人之一。如果他的博士生想不依靠他发“C刊”，实在不易。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邹建军算过一笔账：如果要求所有博士研究生都要发表所谓的C刊，就算是在现有数量上增加5倍C刊，也不够用。
去年因为几场撤稿风波，SCI多次“出名”。但很多人不知道，对国内文科博士而言，SCI有个等价置换物“C刊”。“唯SCI论”之外还存在一个唯“C刊论”，问题还是老一套：拿C刊作为考察博士的硬性标准乃至唯一标准，可靠吗？
做博士不易，考察一个人是不是配得上“博士”二字更不易。但聪明的管理者发现，为考察设立一个死标准最容易，尤其是当这个死标准只适用于自己管辖的一亩三分地时。
我完全不反对对博士学位的候选者严格要求。但如此做法，除了有利于高校的“学术GDP”外，能否有助于培养优质人才？毕竟我们不止一次见到发过足量C刊但依然闹笑话的“博士”。当我翻阅C刊时，不止一次产生过“这玩意也能上C刊”的疑问。
那这“墙”要咋建，才能甄选出合格的博士呢？也不难。只需要一些看守着出口的人别偷懒。仔细研究一下各个学科里能作为评判标准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否则，看看数字和字数即可，学位审核工作是否太过简单？
人情的墙
“人情”也是一道墙。它梗在每个人心里，筛选着在谁面前要建多厚，何时该放对方进来。有时候用真诚推倒它还不够力道，还得用厚厚的红包。
婚丧嫁娶、生儿育女、升学乔迁，哪里都少不了这道坎儿。只有把该随的礼给到位了，这道墙才会魔法般消失，放你进入对方的世界。否则，就算面对面站着好似亲密无间，那堵墙也时常横在那，连彼此的笑容可能都假。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对31个省份的273个村庄3829家农户家庭调查走访，就是为了摸摸这堵墙到底有多厚。“厚度”报告显示：2016年农户饮食的平均支出为6462.99元，人情的平均支出为5297.47元。
这不是新现象，也不仅存在于农村。更可悲的是，我们都恨它，又都很无奈。最后只能，人情债越积越多，可是人与人之间却变得越来越无情。我们和红包那头的多数人，除了几张钞票渐渐毫无瓜葛。原本以为亲密的双方，也曾因为一次“人情”没到位，变成陌路。
于是“人情”那堵墙会变成你人情世故里的边界。“墙倒众人推”，反之，如果人人害怕被非议，那只能任墙越来越厚，变成个人经济的负担和心里的计算。别无他法，努力赚钱，换取递上红包那一刻的姿势优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