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砻江两岸山峦延绵,断崖上一盏孤灯闪烁的二层小楼是村里即将搬离的卫生站,也是乡村女医生马丽原来的住处。元旦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健美乡洛居村的新卫生室完全建好了,离老卫生站不远,里面的瓷砖却贴得白亮如镜,马丽正没白没黑地忙着搬家。
17年前,卫校毕业的马丽从县城搭车十几个小时来到这里,土坯房里搭几块木板就成了她的床。洛居村2800多人,被山水环绕,交通闭塞,那时村民若遇到急症要出山,还要靠危险的溜索。马丽每天至少诊治十多名患者,多的时候能有三四十人。同时作为周边几个村唯一的妇产科医生,17年来,马丽在村中接生了476个孩子,却没有自己的孩子。一次出诊路上,她不慎跌落山崖,孩子流产,她再也无法怀孕。意外和滚石、泥石流都没能让她停下行医的脚步。村卫生室柜子里摆放整齐的药物,是她一趟趟从县城背回来的。为了看病,她还成了乡间第一位女摩托车骑手。近年来这里通了路、架了桥,条件不断改善,可摆在这位36岁的乡村女医生面前的难题却依旧很多。
据国家卫计委发布的公报,截至2016年底,全国56万个行政村共设有63.9万个村卫生室,村卫生室人员143.6万人,占全国卫生与健康工作者比例不足15%。像马丽这样的村级卫生人员,正承担着我国5亿多乡村人口的基础医疗卫生服务。
这些乡村医生的工作包括为村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和疫情报告、预防保健、健康教育等。以改革开放为节点,我国村级卫生人员经历了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的转变。多年来,在一些偏远村落,甚至没有乡村医生。
交通不便是许多乡村医生长期面临的挑战。在山西省大宁县徐家垛乡乐堂村,“80后”乡村医生贺星龙17年间骑坏了7辆摩托车,用烂了12个行医包,行程达40多万公里。2013年腊月,冒雪骑车出诊的贺星龙两天内连续摔车,回来发现右脚踝骨折,他也只休养了半个月就继续出诊。
在湖北省竹山县溢水镇陈家铺村,57岁的乡村医生王焕云是唯一接受过艾滋病防治培训的医生,他除了负责村里1300多人的基础医疗,还肩负着周边5个村庄十几名艾滋病人的防治工作。这些患者当年曾在河南等地打工并卖过血,王焕云为每一位艾滋病患者建了档案,每周上门送一次药,竭尽所能地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做乡村医生36年,从事“防艾”工作16年,一个诊疗包、一辆摩托车,构成了他在山村中长年的相守。比许多乡村医生幸运的是,在编的王焕云除了政府发放的固定工资,还能获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等,每年能有6万元收入。
在王焕云的村卫生室里,墙上贴着两名村医的相片——一个是他,另一个是面庞稍显稚嫩的儿子王金钟。从十堰市医药卫生学校毕业的王金钟本不愿意回家做一名乡村医生,父亲王焕云在夜晚出诊时摔伤触动了他,最终和父亲一起承担起了村卫生室的工作。
据国家卫计委提供的数字,我国村卫生室人员中,执业(助理)医师、注册护士仅占约30%。村级卫生人员的年龄和知识结构普遍老化且后续补充不足的问题长期存在。近年来,国家鼓励有条件的乡村医生参加医学学历教育,并制定优惠政策,吸引执业(助理)医师和毕业生到村卫生室工作。按照全国乡村医生教育规划,到2020年,我国乡村医生力争实现总体具有执业(助理)医师资格。按照去年底启动的乡村医生精准扶贫支持计划,国家将在10年中投入总计超过3亿元,为贫困地区基层培养并留住一批优秀的乡村医生。
大雨过后,47岁的郑仕会挎着药箱,穿梭于大通江两岸泥泞湿滑的羊肠小道。30年来,他挨家挨户上门,让四川省通江县永安镇郑家营村1400多人的居民健康档案、流行疾病预防宣传、妇幼保健、儿童预防接种等实现了全覆盖。村中小路灌木丛生,只能靠步行,有时他一天要走40公里,几乎每月都要换一双新鞋。一次郑仕会跌下6米高的崖壁,背部受伤,因此欠下了不少外债。18岁就当上乡村医生的郑仕会说:“村里就我一个医生,我不能离开,也离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