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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20日，美国第45任总统特朗普宣誓就任。执政一年以来，这个“另类”、不走寻常路的政坛黑马强力推进“美国优先”政策，对外退出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协定，退出《巴黎协定》，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韩自由贸易，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内在医改问题上屡败屡战，大幅收紧移民政策，推出并通过大规模税改法案。特朗普自称其政策取得巨大成功，美国国内乐观情绪高涨，信心回归。就此，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倪峰研究员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博士。
“美国优先”政策存在争议
倪峰认为，“美国优先”与美国历史上传统的对外政策有很大区别，主权国家强调自身利益并放在最优先位置，这是一个常识，但特朗普强调的“美国优先”实质上是把美国自身私利摆在最前面。特朗普认为，往届美国政府对外投入过多，承担责任太多，相对忽视国内建设，这种错误导致了当前美国的困境。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强调要踏踏实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把重心放在国内。特朗普认为，美国承担了太多的国际义务和责任，要往后退。这些举措，在美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美国国内不同团体对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一直激辩不断。大多数蓝领工人、收入中下层的人士认为，这样做符合美国的利益，这些人也是把特朗普推上台的中坚力量，特朗普兑现竞选承诺，也有助于巩固其选举基本盘。奉行自由国际主义的人士，如共和党建制派，则认为特朗普此类“美国优先”政策，损害美国国家利益，严重伤害了美国的软实力，削弱美国的世界领导力。美国强调世界领导地位，而领导地位意味着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提供公共产品。那些利润主要来自外部的美国企业，对特朗普式的“美国优先”也不赞同，对外投入减少，这些企业海外资产的安全性将受到影响。美国舆论将特朗普划入“分裂者”一类，显示其“美国优先”政策的争议性，而且支持与反对阵营之间针锋相对，矛盾几乎难以调和。
反恐得益于强有力班子
倪峰认为，在反恐领域，特朗普取得了一些成绩，“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肆虐的现象得到遏制。这与特朗普强力行动有关，但也与他在中东问题上拥有一个“梦之队”有关，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等都有很强的中东历练。在亚太地区，特朗普政府开始集中在朝核、贸易两点，后来逐步扩大，在首份《国家安全战略》中正式推出印太战略。印太战略显然不是特朗普个人的思想，而是美国战略界的共识，即在全球政治经济中心东移、中国崛起的情况下，美国必须保持在亚太的领先地位。
经济政策提振市场信心
在经济领域，美国经济增长提速，2017年第二、第三季度增速超过3%。专家认为，这一成绩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有关系，但关系不是很大。张宇燕认为，2017年美国经济增长，更多的是与美国近10年来所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有关，与经济周期运行规律有关。美国持续的低利率环境产生了很大的积累效益，虽然它们也会有一些负面影响，但这种积累效益迟早会发挥刺激作用。张宇燕说，这种增长也和美国的政策创新有关，近年来美国实施数量宽松政策，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以此直接介入市场，通过发行债券、买入股票等方式，较好地处理了流动性陷阱问题。
张宇燕对记者表示，特朗普经济政策的作用，主要是在提振市场信心上。其相关政策提高了美国国内的预期，比如强调美国优先、推行税改、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来奖励出口限制进口等。在多边贸易机制上，特朗普政府并非只是谋求简单的退出，而是要通过重新谈判来寻求更有利于美国的条件。特朗普政府认为，世界其他国家利用了美国市场的高度开放，与往届美国政府所达成的不公平贸易条款损害了美国的利益。比如世界贸易组织中的有关差别贸易的条款，允许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享有一些所谓的优惠政策，例如一定程度的关税壁垒等。上台一年来，特朗普一直强调要打破这些壁垒，取消贸易伙伴享有的优惠政策，这些承诺和相关行动，在美国国内则鼓舞了部分企业家的信心。江涌也认为，特朗普的政策客观上也会起到鼓舞作用，一些去监管的行政行为会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刺激投资。
对于特朗普引以为自豪的税改法，张宇燕表示，税改是非中性的政策，虽然可能会给美国民众带来一些好处，但特朗普的税改总体上是一个偏向企业、有利于财富所有者的政策。客观上，特朗普税改将在美国产生“洼地效益”，但能否带来特朗普政府预期的效果则存在不确定性。特朗普推行税收改革，客观上降低了企业在美国运营的成本，在同等的营收情况下，相当于增加了企业的利润。这样就可能吸引更多的企业投资美国，形成“洼地效益”。张宇燕强调，但特朗普的税改政策能否产生这么明显的效果，仍有待观察。比如，特朗普政府希望吸引来的投资，其领域将集中在实体经济方面，比如基础设施建设等。但新增投资的方向可能不一定如特朗普政府所期待的那样，因为当前的现实是，美国实体经济领域的投资回报率很低，这也是不少持有大量资金的美国企业不愿意投资实体经济的原因。外资能否如特朗普政府所愿，则更是存在不确定性。当然，如果投资美国实体经济比投资其他领域存在相对优势，特朗普的政府可以借此吸收一些外国资本。另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是，如果其他国家也跟进美国减税，则会冲击美国此轮税改，特朗普政府所期待的“洼地效益”就会大打折扣。
江涌指出，税改成效与经济学界所熟知的“拉弗曲线”密切相关。在美国历届总统中，特朗普比较推崇里根，其税改政策与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的减税政策有相同之处。其时，里根聘请供给学派代表人物、美国南加州商学院教授阿瑟·拉弗为经济顾问。拉弗主张政府必须保持适当的税率，才能保证较好的财政收入，并提出一种描绘政府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关系的曲线。以其名字命名的“拉弗曲线”显示，当税率在一定限度之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超过这一限度时，再提高税率反而导致政府税收收入减少。因为高税率会抑制经济活动，削减税基。反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增加税收收入。江涌还认为，企业投资不会只考虑税率问题，否则全世界的企业就都会搬到那些“避税天堂”去生产经营了。
江涌认为，经济运行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其周期性，有繁荣、萧条、危机等阶段，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并没有抹平这一周期。越是成熟的经济体，相较发展中经济体，其周期性越明显，政府对经济的影响能力越低。特朗普执政首年，美国经济的良好表现更多的反映经济的周期性向好和繁荣这一规律，特朗普只是赶上了。
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
对于过去一年的中美关系，张宇燕表示，2017年美国对华贸易行动进入了一个多发期。一些美国分析人士称，中美之间正发生一场“有限贸易战”。张宇燕表示，他对2017年中美在经贸问题上出现的一些摩擦并不吃惊，他同时强调中美之间爆发全面贸易战的可能很小。他认为，主要原因是中美两国经济体量非常巨大，双方都难以承受全面贸易战所带来的后果。对于中美贸易纠纷问题，张宇燕表示，在一些领域和个别产品上可能还会加剧，但总体上看，这些摩擦在可控范围之内。这些调查所涉及的贸易规模介于数亿和数十亿美元的规模之间，2017年的涉案金额不到50亿美元。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前11个月，中美货物贸易额达到5272.2亿美元，同比增长12.8%。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称，中美双边贸易如此大的体量，出现一些摩擦在所难免，双方应以建设性的态度，通过合作推动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而不是将其作为推行单边主义的借口。
江涌认为，中美贸易矛盾是结构性的，十九大后，中国越来越强的自信将加强美国对中国的警惕。张宇燕认为，最严重的中美贸易纠纷状况，其牵扯的贸易额在中美贸易总规模的占比难以超过2%，即100亿美元左右。所以，需要冷静地看待这一问题，一方面看到贸易摩擦对所涉及的领域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要从宏观层面和全球角度看到，其影响的象征意义要大于实际意义，反映的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但如果特朗普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产品都征收20%或40%的关税，那就将引发中美之间全面贸易战。
倪峰认为，特朗普执政第一年，中美关系总体保持了稳定。他对两国关系未来保持总体稳定也持有谨慎乐观态度，原因包括两国互相依赖程度很深、双边对话机制多、两国民众交流十分频繁等。关系破裂对两国来说，都是“无法承受之重”。
本报北京1月1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