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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梁金生69岁了，老北京人，整日骑着自行车进出故宫，同事叫他“大内总管”。
他家上数五代都在故宫工作。高祖父是咸丰皇帝的宫廷画师，曾祖父在光绪年间担任如意馆掌管。到他爷爷这辈，一场大变革发生，铰了辫子，祖孙三人先后成了故宫博物院的保管。
当年北京冬季的气温比现在低一些，零下十几度，一进神武门洞，无法行走，西北风打得身子直转，他爷爷的大褂吹得绷绷响。到他这年，冷风依旧，呢子大衣也掀起一角。
“像您这样祖上几代都在故宫工作的人，还有吗？”别人问他。
“有！”梁金生一口京腔，“皇上！”
一辈子就干一件事
从东华门进，沿着筒子河北行数十步，过一座桥，再过三座门，梁金生把自行车一支，也不锁，推门进了办公室。
这地儿前清时叫会典馆，北临御马厩，现在改成了停车场。安静偏僻，游客进不来。
梁金生一坐就是一天，放大镜比脸还大，对着几本古籍缓慢移动。古籍卷了边，黄纸上用毛笔写了些数字。
他的工作就是数数，眼镜戴了摘，摘了戴。故宫180多万件文物，他一个一个数出来，用了7年。
“数清楚了，对得起前人，对后人也是个交代，”中途来了电话，他得先标记好再去接，“当时觉得历史就落在我肩上了，根本躲不过去。”
不光是数，还得核对尺寸、重量、时代、级别、什么时候入院、什么时候销号、现状如何、附件有多少、专家的鉴定意见、绘画上有哪些章。早前皇帝喜欢在画上盖章，印玺一个盖一个，类似“到此一游”的意思。
文物都有编号，像人的身份证，“编号能反映它流传的过程。”
溥仪出宫后的第二年，故宫博物院成立，第一个编号取的《千字文》，“天”字分给乾清宫，“地”字给了坤宁宫。人们好奇天字一号文物到底是个什么宝贝？
“垫脚凳。当年进屋第一眼看到什么，就编了号。”梁金生说。
后来又添上南迁时期的号、日伪时期的号，等到了梁金生手里，号签贴得满，有的落款都看不见了。
还得防着一些“历史的笔误”，像“5”和“8”，手写连了，对不上，梁金生就得查明白。出错的位数在前面还好，要是末尾，且得查呢。
这么几经周折，梁金生倒也不着急。“我一辈子就干这一件事。”
“你进故宫报到的第一天，就应该知道退休什么样。”梁金生的同事余辉说，“你推着自行车进来，还得推着自行车出去。”他已近退休年龄，在研究室当主任，把古人的画小心翼翼地往高处挂，琢磨来又琢磨去。
余辉的办公室在西北角，跟梁金生串成对角线。安静是一样的，暖气流水的声音都显得闹腾。书从水泥地堆到柜子上，自有一套规律。下午太阳夕照，隔着帘子，又暗了几度。
“我在这屋子待的时间不长，”他喝了口茶，发出呲溜的声音，“才十年。”
磨破皮的沙发，积了灰的桌子，屋里的色彩饱和度低。“很多人希望自己的工作有戏剧性的变化，得有个飞跃，不然太平淡，索然无味，觉得人生不精彩。但在平淡中也能做出些事来。”余辉研究古代绘画里，少数民族的头发是什么形态，花了几年，还要借鉴别的学科知识，“当我把少数民族的头发弄清楚了，我自己已经没有头发了。”
紫禁城墙厚近10米，气温总比外面低个三五度，花开也比外面晚一点。景山前街车水马龙，卖糖葫芦的、拉三轮车的、旅游拉客的吆喝声阵阵。
几十年里，这条街变化不小。以前有牌坊，后来牌坊拆了，通成马路，一度住着人家。经济大潮涌来商店，红红火火的，现在又企图恢复清净。再往前倒，一般老百姓走近城下望望宫墙殿角也是犯忌的。
墙里的人不急不躁。一树一树的枣子弯弯地搭在红墙外，蓝天下的太和殿、日落时的角楼，怎么看都看不够。有人在南三所打羽毛球，能打一个下午，但该出活的时候也得出活。
“故宫一直四平八稳的。”梁金生说，他这一辈子，和他祖上的几辈子，都这样“四平八稳”地度过了。
人有心，文物有灵
梁匡忠的大儿子出生于四川峨眉，取名梁峨生。二女儿在乐山出生，乐山古时叫嘉定府，所以叫梁嘉生。梁金生是老三，生在金陵南京。还有个妹妹也生在南京，索性取了梁宁生。最小的弟弟在北京出生，叫梁燕生。
“十多年，文物走到哪儿，我们一家就跟到哪儿。”梁金生说，兄弟姐妹的名字，就是文物流转轨迹。
1933年2月5日夜，北平全城戒严。几十辆板车从神武门出发，直奔火车站。月光清极，夜气大凉。道路两旁，军警林立。
车上装的，是故宫博物院精选、打包好的13427箱又64包文物。梁金生的爷爷梁廷炜着长衫，同20名押送人员立下“人在文物在”的誓言后，向南出发了。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告急，专家提出“文物南迁”，反对声四起。有说动摇人心的，“没有文物就不是北京”；有说“一散不可复合”；鲁迅、胡适也不赞同。故宫墙外聚了好些人游行示威，胆大的还恐吓工作人员。梁廷炜怕招惹麻烦，把家门口“梁宅”的牌子，改成“杨宅”。
同去的人里，有个研究文献学的叫欧阳道达，他后来在《故宫文物避寇记》中说，“溯当日抢运文物出京工作，其仓皇急遽，如救焚拯溺，呼吸之际，间不容发”。
梁金生没机会听爷爷亲口讲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家人聚会时，间或谈起些片段。
先是这么多宝贝，如何装箱的问题。有的古瓷薄如纸，有的大如缸；还有青铜，看起来如钢铁，其实一用力就碎了。
梁金生的电脑里，有当年木箱子的图片。箱子长三尺，宽高各一尺，厚实、粗糙，铁皮在边缘裹了一圈，箱口有钉子留痕。祖父就是陪着这些松木箱子南下辗转。
他们当时琢磨了好些办法打包。比如瓷器，一开始要将把手和壶嘴用绳状的棉花缠绕，壶内也要塞紧棉花，整个捆成一个长方形。再用细绳绑紧，裹上棉花，用纸紧捆成包。装箱时，木箱内用稻草把瓷器塞紧，每件瓷器要用棉花紧置隔开，封箱。
这法子叫“稳准隔紧”，梁廷炜和同事还大量收购油纸，包裹书画，以免被雨水浸湿。据说，装箱就花了一年时间。
后来文物运抵上海，又分五批运到南京。梁匡忠跟母亲来到南京追随父亲梁廷炜。抗战爆发后，文物分三批西迁，运往贵州安顺“华岩洞”， 后运往四川巴县、四川峨眉和四川乐山。2900多箱来不及运走，滞留南京。
古物运输的过程中，17岁的梁匡忠正式“入了宫”，照看文物。走到四川乐山，他认识了梁金生的母亲，结了婚。“我父亲对四川的感情很深，”梁金生说，“我家现在都很能吃辣。”
途中发生好些事，悲欢离合。1939年夏，文物从重庆向乐山紧急转移，长江涨潮期时间短，押送人员着急了。一位故宫职员要到船舱下布置装运，外面是黑夜，船中昏暗，他没注意到舱盖已打开，一脚踏空，坠身舱底，重伤身亡。
梁金生听老一辈人说起的，还有大雪封山、汽车翻覆、土匪骚扰、敌机轰炸的惊险。
有一次，祖父梁廷炜留在汉中办理交接，忽然警报来了，他和同事商量，认为得赶快跑出城去，藏在菜籽地里，最为妥当。
可是来不及了，没辙，只好先找一条干河，在桥下躲起来。警报过后，才得知城外的菜籽地里死了不少人。起初他们后悔不该迟迟走出，以致没有赶到菜籽地，最后又庆幸自己出来得迟了。
那志良在《我与故宫五十年》里记下了这段故事。“文物有灵。”一路颠沛流离，但总化险为夷。
早前文物存放在长沙岳麓图书馆，后来往贵州转移，半个月不到，图书馆就被炸了。还有一次在乐山，半个城都炸毁，存放文物的安谷乡上空却被一片乌云覆盖，逃过一劫。
多年后，安谷村民还建起了一座故宫古物西迁的纪念馆，“村民说起我家的事，如数家珍。院子里还有我父亲的雕塑。”梁金生在纪念馆开馆仪式时到了现场，大伙说起这事，都说乌云把文物保住了。
西迁路上，多借助当地的祠堂存放文物。四川潮湿，每到天气晴好、相对平安时，梁家父子和同事们就把文物拿出来晾晒。每一次晾晒都有专家在场，卫兵把守，多人签字确认。
为防白蚁，他们在箱子底部垫上鹅卵石。白蚁畏光，要进箱子，就得在鹅卵石上筑隧道。一旦发现隧道，工作人员就把一堆箱子全部卸下来检查，在鹅卵石下挖深坑，倾倒防蚁药水，再回填泥土。
臭虫也多得吓人，天晴时，晾床垫在地下拍打，能掉下几百个臭虫。工作人员赶紧用开水浇木缝杀虫，可到了晚上，地板、墙缝里的臭虫又爬出来了。
珠椟相分
溥仪出宫后，紫禁城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各路军阀割据政局，强者进，弱者出。变换的执政府个个都想控制故宫，逊帝遗老也不甘心就这么走了。种种势力围绕清室善后委员会展开争斗，祖父梁廷炜是其中一员，有礼有节应付难局，见证了故宫博物院的成立。
梁金生从史料中得知，爷爷那时清点文物，一人执笔，一人唱读，身穿特制无口袋的工作服，还以白带系紧袖口，双手无处可藏，以预防发生偷盗之事。
老故宫人单士元也参与了点查，当时还是个学生，回忆文章里写：“进得宫禁，其凄凉之状跃然入目，每到一院落都是蓬蒿满地，高与人齐。年轻人手持锹镐镰刀为点查人员开路。步入冷宫，寒气袭人，又无炉火，两足站地三至四小时痛如刀刺。”
点查完成后，故宫博物院成立的日子确定下来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委员长李煜瀛被推选为理事长，他粘连丈余黄毛边纸铺于地上，用大抓笔半跪着书写了“故宫博物院”五个大字。他善榜书，功力极深。
成立的庆典大会上，五个字庄重地镶嵌在神武门的红墙。如今“故宫博物院”几个大字并非出自他手，而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名家所写。
梁金生看到这几个字时，他已经6岁了。6岁以前，梁金生在南京跟着父亲看文物。他记得警报一响，得赶紧往地下室跑。玻璃都用米字型的纸贴着，防止炸碎了伤人。
一到过年，故宫职工团聚着演节目，小孩也跟着热闹。库房后面有野山，摘桑葚、掏鸟窝，肚皮从上到下剌个口子。有时跟着大人坐马车去南京博物院，车夫坐在包厢前面高高的凳子上，他坐在车夫旁边，车底下有一个大铜铃，用脚一踩，啷当啷当。
那时，他已经见不到见证了“故宫博物院”几个大字的祖父。
1949年2月22日，国民党海军运输舰“昆仑号”驶抵台湾基隆港，故宫南迁文物中的四分之一，共计2972箱分3批运往台中，暂时借台中糖厂的仓库贮存，职员及眷属们都住在合作旅社。
梁廷炜作为押运人，带着妻子、二儿子和大孙子梁峨生跟随，以为是一次寻常的护送。但直至1972年离世，他再也没能回大陆。
北京这边也不知家人所踪。无故背了“海外关系”的帽子。梁金生从小成绩好、当班长，但始终不够“红”。
上世纪80年代，一位曾在台北故宫工作的文物专家来北京交流，提到了“终日穿着长衫，夹一个布包，走路慢慢悠悠”的梁廷炜先生。
梁金生赶忙代表家人写了一封家书，在信中提到妈妈已经去世，附上了几张家人照片，对照字典，写了繁体字。托这位先生从美国转寄台湾。因为不清楚地址，只填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后来台北故宫帮忙，把信件交到梁金生的大哥梁峨生手中。几年后，梁家人才真正团聚。见到大儿子，梁匡忠的眼神好像呆滞了一样，过了很长时间才缓过来，大家都掉了眼泪。
1993年，梁金生第一次去台湾，见了家人和爷爷的老同事。老人们回忆，文物抵台后，很多文物箱子没有打开过，大家只买最便宜的竹制家具，随时准备回大陆。
直到台北故宫博物院成立，大家才意识到，怕是回不了家了。蒋介石对故宫文物很重视，1954年年底亲自视察，还在文物库房门口与梁廷炜等人合影。
台北故宫有一件唐代怀素《自叙帖》，当年打包匆忙，包装盒还留在北京，珠椟相分。
“只有让我进故宫，我才回来”
梁金生31岁才正式进故宫工作。之前在内蒙古插队，孩子也在草原出生。故宫招工时，要求年龄在30岁以下，他没犹豫，进了唯一接收“大龄”的工程队。
“当时有人为了回北京，说扫大街也干；我不行，只有让我进故宫，我才回来。”
每个春天，他都爬上宫院屋顶，用红色的瓦刀灰把琉璃瓦的缝隙重新压一遍。这个技术百年未变。“你对古建筑不实在，它对你也不实在。”彩色琉璃瓦被日头晒得很烫，军绿胶鞋踩上去滋啦啦地响。
那时候脚手架没有绿网拦着，师傅们个个身手矫健，绳子往上一扔一绕，结就打好了。梁金生和工友们光着膀子“上房揭瓦”，来故宫参观的外国人看见这“东洋景”喜欢拍照，咔嚓一声，“又出国了”——人没到国外，照片先登了。
梁金生脑子里，故宫模糊的影像出现在6岁。新中国成立后，文物分批运回北京故宫。1953年，父亲梁匡忠押运第二批文物北返，家人跟随。梁金生每天佩戴家属证来故宫送饭，顺便四处溜达，“老想找没开放的地儿”，抓蛐蛐，逮蚂蚱。神武门外有故宫露天电影院，一毛钱一张票，小孩都爱看。那时故宫院里有很多杂草，拔野草，干一暑假活，下学期书本费就有了。
“变化最大的御花园，以前有活物、篱笆墙和竹子，后来都拆了。”
文物北归后，故宫终于能喘息修整。老有战乱，之前对故宫的维修微乎其微。“破败劲儿太大了，西城墙的渣土堆得快到城墙上头了。”1952到1958年间运出的渣土有25万立方米，如果利用这些建筑垃圾修筑一条2米宽1米深的公路，可以由北京直达天津。
那些年，父亲梁匡忠为人低调，“内向，平时说话很谨慎。”聂崇正跟父子俩是同事，今年79岁，退休返聘至今，是老故宫人。
二人的交集始于“文革”时印小报。聂崇正等人刻钢版，梁匡忠油印，“聂崇正心很细，平常一张蜡纸印50份就损坏了，他能印100份。”
1965年，聂崇正一毕业就分配到故宫，碰上四清运动，下乡到陕西临潼。
他回来没几个月，“文革”开始，故宫全员参与，你斗我，我斗你。梁匡忠因为“海外关系”被贴了大字报。
“好在没有一个人提出砸文物的，明白人的默契。”“文革”期间，故宫文物没有损失。
“文革”初期，红卫兵串联的时候，故宫开放过，有些红卫兵说皇帝老子待的地方要砸了，“上面有人觉得危险”，马上关了大门，停止开放。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那时，他们共用一个食堂，在一起吃饭，革命博物馆的看不起历史博物馆的，“我们搞革命的，牛！”
紧接着，文化部的干部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大多数故宫人也是，“种水稻种了3年”。很多文化名人都在那待过，诗人臧克家、作家沈从文、冰心，顶着“敌对分子”的帽子种田。
梁匡忠虽有“海外关系”，但进驻的军代表和工人代表看过他的档案，没让他挨整、进牛棚。但好些事非人意所能左右。
故宫人徐邦达，是古代书画权威，活了101岁。他人很瘦弱，上工要走过长长的淤泥地，雨季路更难走。“我们中间休息时，他才扛着铁锹走到；晚上我们都洗漱完了，他才回来。”
“没人敢扶他，那是反动权威。”聂崇正想起来，有次徐邦达在长江边上，买了当地农民小摊上的梨，结果被举报，除了“贪图享受，不好好改造”外，还有顶很大的帽子，“徐邦达的行为助长了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
唐兰，故宫前副院长，南方人，平时吃东西细腻。干校都是大锅饭，吃饱为主，谈不上味道。唐兰想调剂调剂口味，让老婆从北京寄罐头。被告发后，当场在宿舍批斗他，“他蜷缩在角落。”
故宫用搞陈列的特长把罐头摆放出来，像文物一样写好说明，称之为“原状陈列”。
“十年，全都荒废了。原来学的东西都忘得差不多了，不要说有什么长进。”1976年之后，聂崇正回到故宫陈列部书画组，负责绘画书法作品的对外展览和研究。
在工程队干了5年，梁金生被调入保管部。在那里，有一排灰色平房，叫东长房，梁金生第一次见到了爷爷参与编辑的三本文物目录：《故宫物品点查报告》《故宫已佚古物目录二种》《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梁金生开始了与祖父、父亲相同的工作。
后来他组建文物管理处，搬到慈宁宫，又搬到现在的居所，还是老沙发、老暖壶、老册子、老画环绕。梁金生的同事曾给他发过一张《山水图》扇面。远山清廓，密布枯树瘦石，近处有两个人在桥上说话，是宫廷画典型的青绿设色。落款用小楷工工整整地写着“梁德润恭画”。
梁金生数过，故宫收藏了81件高祖父的画，以小幅的山水、花卉居多，这件的编号是“故8742”。
恒定与流变
摆画的地方叫武英殿，是研究画的余辉和聂崇正最常来的地方。大明王朝被推翻以前，这座宫殿先后做过皇帝御临的便殿、斋宫和皇后生日时接受命妇朝贺的地方。李自成在这里登基，当天夜里，又带着他的人马匆匆离开，再也没有回来。
书画爱好者现在喜欢来这里，拿着放大镜，猫腰一点一点细细地看。以前，这些在中轴线以外的宫殿没什么人气。来参观的都直奔大殿，看皇帝的宝座在哪。
那时故宫的员工需要“站殿”，看守文物，现在早就交给了安保系统。过去一到秋天，国庆之前，全院都会动员起来拔草，尤其是不开放的院子。每年国庆外面放烟花，怕着火。
文物的待遇改善了，库房恒温恒湿。“以前库房都是灰，走进去像太空步一样，轻轻一迈，噗噗噗起尘土。”梁金生做保管，看到砖上还长出白毛。上个世纪80年代，夏天库房很潮，没有空调，早上上班用塑料桶能抽出半桶水。
聂崇正等人开玩笑说应该叫“苦工研究院”。一直流传下来的工作服是蓝色大褂，还是没有兜，据说台北故宫的也没有。聂崇正等人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紫禁城牌风衣”。
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他也想研究当代艺术，后来发现“还是在故宫最保险，搞当代的很复杂。”
他提起文化这几十年遭遇的变革，直呼“荒唐”。“故宫的定位讨论了很多年，‘文革’时期要说是展示皇帝怎么生活，一定会受批判的。”
梁金生记得，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故宫把“凡是有碍博物馆发展的、没用的东西”都处理了，“省钱又省地方”。皮货、药材给了药材公司。
后来故宫定位为“明清历史基础为主的历代艺术馆”，皇上的脚垫不算艺术，不要。八旗盔甲九成都处理了，拨给几个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学院等，拍电影用了。“八旗盔甲的衬里，还给我儿子当过尿介子。”梁金生说。
故宫人好像宠辱不惊的，埋头干自己的事儿。余辉在故宫里算“年轻人”，抓住一个问题，一查就是十几个小时，焦虑失去研究对象，像警察一下子找不到小偷，“很少留意镜中的自己，忘了自己的老脸。”但在进库看文物的时候，会想起上次看时是和谁一起，说了怎样的话。“文物像生命的坐标，永远不会消失。”
从2005年开始，梁金生每年都给新入职故宫博物院的年轻人讲课，讲的是文物管理的规则和制度，一板一眼，但他每次都从自己的身世开场，大略梳理五代人的起起伏伏。
东华门里有一片二月兰，二三月份一开，满地蓝色，梁金生很喜欢。花在五月变枯草，大概是嫌不好看，后来换成了人工草坪。
“秋天银杏，冬天雪景都不错，在高处一看，都是雪白的，人一踩过去，就乱七八糟了。”
梁金生的儿子没能成为第六代故宫人。他干了旅游的行当，早些年带团来故宫，也没借过父亲的名义进紫禁城。只有一次，“游客都进去了，他手里没票了，再排队要几个小时。”
唯一一次，儿子报了“梁金生”的名字，走进他祖辈父辈工作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