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水的GDP
地方政府统计的GDP有多大水分?痛定思痛的天津滨海新区和内蒙古自治区很有发言权:前者在1月11日承认,去年公布的2016年“万亿GDP”年产值不实,在将统计口径由注册地改为在地、挤掉水分后,数字减少三分之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也在1月3日承认,部分旗区县上报的工业增加值存在水分,2016年全省工业增加值虚高2900亿元,占原总数40%。
这很黑色幽默。根据通报,虚报从区县一级的基层机关开始。正所谓“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在经济增长即可带来升迁的体系下,操纵统计数据显得更加“体面”,是一些地方官员心照不宣的选择。
2015年率先自曝家丑的辽宁,有官员承认,“前一任挖了巨大的坑,现在是在坑底爬坡。”地方虚报的钱多了,中央给予的支持就少了,宏观政策也相应扭曲,腐败官员等于用一部分当地发展前景换了“政绩”。
2019年,国家统计局将统一领导地区生产总值核算工作,这是催逼地方政府的宏观压力。接下来两年,“自曝家丑”的衙门可能越来越多,几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也摆在我们面前:曾经制造虚假数据的官员该如何追责?被虚假数据严重损害的公信力又该如何挽回?有关部门应该正视,民众一次次“又给国家扯后腿”的自嘲,展现的不仅是幽默,也是脆弱的信任。
膨胀的厕所
业内同行最近在基层探访时发现,有贫困村在村口建了“园林景观”般的精致厕所,里外贴满瓷砖,只可惜门窗紧锁,没人舍得使用。当地干部自豪地说,厕所造价20多万元,钱都是从扶贫资金里抽出来的。
记者还遇到一家只有老两口的贫困户,政府为他们扒掉露天“茅房”,建起抽水马桶。老人坐不惯马桶,又嫌费水。最可笑的是,村里没下水道,污水根本没地方流。
一个天大的误会横亘在“厕所革命”和村头孤零零的公厕间。前者追求的是“里子”,以点带面,目的是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加卫生舒适。后者则为了“面子”,华而不实,无非又是一场喜功的“行为艺术”。
几个月前,一位慈善家也给我讲过类似的故事:某位甘肃籍富商在老家的学校投入八位数修建新式水厕,一年后发现,校长将厕所大门紧锁,孩子们依旧去蹲旱厕。问缘故,答曰:一、甘肃缺水;二、厕所保洁也是不小开支;三、孩子们卫生意识不佳,水厕比旱厕更脏。
对于投身“厕所革命”的部门,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教训:提升老百姓的卫生条件,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难以一蹴而就。把“厕所革命”曲解成单纯修厕所,无非搞了场面活儿,只有空壳,没有灵魂。
迷魂的“鸡汤”
近来两起“由冷转暖”的新闻令我心情复杂:一则主人公是云南省鲁甸县三年级学生王福满,被称作“冰花男孩”的他在低温中步行近5公里上学,到校时已满头冰霜;另一位是山东青岛的“快递男孩”长江。他年仅6岁,父亲失踪,被母亲抛弃,跟着没有血缘关系的“大爷”送快递。
两个孩子的不幸遭遇引发关注后,都收获了大量帮助,这诚然是好事,体现了社会温度。可看着“励志”“暖心”刷屏,舆论被“正能量”攻占。我仿佛看了一场演了30分钟就结局的电影。
一场成熟的公共讨论应是舆论主体互动,由浅及深,对新闻事件进行建设性、长远性的分析探讨。无论是“冰花男孩”背后的撤点并校、留守儿童读书难,还是“快递男孩”承受的救济之难、抚养之殇,都是值得深思的社会问题。“暖闻”理应是公共讨论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当“暖”的标签压过了理性思辨,看似皆大欢喜,问题没有解决。
广西平南县近来判了一桩案子:10名女童长期被宿管老师性侵,犯罪者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如果不去深究,这无非又是一个弘扬正义的案件。可事实果真如此吗?记者探访发现,案发地的村落缺乏最基本的性教育;公安取证时大张旗鼓,反复询问被害儿童,造成严重二次伤害;最早发现案情的女老师向教育部门反映问题,却遭遇“冷处理”。
近年来,留守儿童被性侵的案件接连曝出。我们也有理由悲观地预测,“冰花男孩”和“快递男孩”都不会是孤例。我们的注意力如此薄情,好了伤疤忘了疼。很多人在“动动手指即可转发”的时代已经忘记,炮制“暖闻”容易,解决问题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