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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2年的探索，一个跨境生物多样性联合保护工作的国际合作模式，正在中国云南与老挝边境逐渐成熟。
“联合保护的建立最初是从亚洲象开始的。”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尚勇所所长王利繁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与老挝南塔省、丰沙里省、乌多姆塞省三省相连的区域，生活着5个跨境亚洲象种群。它们频繁出没在茂密的丛林中，宽大的脚印、被卷食后参差不齐的树叶，都是野象经过的痕迹。
这些亚洲象经常游走于两国边境，到周围的农家去啃食农作物，住在边境线上的两国村民，没有几户没被野象“光顾”过。有时候芭蕉、甘蔗没有来得及收割，第二天早上醒来就没了。庄稼也经常被成片踩倒，田地里一片狼藉。
王利繁说，当时村民都不会保护野象，自家庄稼被破坏了就生气地拿着棍子、火把去赶，野象受到惊吓也会攻击人，每年总发生人被野象踩伤、踩死的事件。
为此，老挝村民常常向勐腊县的干部抱怨：“你们的象又跑到我们这边来了。”
“我们哭笑不得，只好告诉他们，那不是我们的象，野象没有国籍，是我们共同的。”王利繁说。
解释的次数多了，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便有了联合保护的构想。2006年，管理局与老挝南塔省就亚洲象跨境保护工作达成合作协议，并确定双方每年召开一次“跨边境保护交流会议”。
会说老挝语的张会荣成为了管理局负责与老方沟通的联络员。
由于老挝没有网络，手机信号也不好，最初几年的联络很不顺畅，张会荣用尽了各种沟通办法：打国际长途、发短信、邮寄信件，甚至亲自到老挝去。
实际上，这样的合作不仅仅是保护亚洲象，也是一条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途径。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着极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境内分布热带雨林、热带季雨林、苔藓常绿阔叶林等8个植被型，有脊椎动物818种，其中兽类130种、鸟类456种、爬行类79种、两栖类53种、鱼类100种。亚洲象、印度野牛、印支虎、鼷鹿、白颊长臂猿等物种系全国仅产于云南的珍稀特有物种。
保护区由勐养、勐仑、勐腊、尚勇、曼搞5个子保护区组成，其中勐腊和尚勇两个子保护区边境与老挝接壤，边境线长达108公里。
“落后的经济条件使两国的世居边民对森林资源依赖性很大，区域内的生物多样性因狩猎、砍伐森林、烧荒等不断被蚕食和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面临较大的压力。”中老跨境生物多样性联合保护区域联络办公室主任张忠员说。
尽管与老挝的合作面临着诸多困难，但管理局仍然艰难地推进着此项工作：2009年尚勇子保护区和老挝南木哈保护区签署协议，建立了第一片“中老跨边境生物多样性联合保护区域”；2012年，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与老挝南塔省、乌多姆塞省、丰沙里省签定合作协议，一条长约220公里，面积约20万公顷的“中国西双版纳-老挝北部三省跨边境联合保护区域”由此形成。
中老双方每年都在联合保护区域内的村寨开展边民交流会，交流会除了宣传教育外，更多的是两国边民相互教授和学习农作物种植、纺织、经商等技能，让边民在交流中学会多种生存方式，以减轻对森林和动物资源的依赖。
多年来，西双版纳向老挝三省援助了电脑、打印机、扫描仪、数码相机等办公器材22套、野外调查设备红外相机60台、数百块保护界桩；多次对老方项目参与人员进行地理信息系统的运用、红外线触发相机的使用、野生动物监测、电脑操作等培训，提高了老方联合保护的能力。
为寻找解决野生动物损害补偿的新途径，西双版纳与商业保险公司合作，出台亚洲象公众责任保险方案，将亚洲象在州内造成的人、财、物的损害均纳入保险范围。
同时，村民们还在保护区内专门为亚洲象种植了500亩芭蕉、竹子和玉米，让野象能到专门的“食堂”里去寻找食物。
为打击偷猎活动和加强对野生动物的监测，中老双方的村寨都成立了野外巡护队，并多次开展野外联合巡护工作，对区域内的跨境亚洲象及其它珍稀濒危物种进行了有效保护。
2017年12月26日，在尚勇保护区，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见到了南满村护林员李忠云，他十分熟悉野象的生活习惯。“他们白天在树林里，晚上来村里找东西吃。几天到中国，几天又到老挝。”
南满村是勐腊县最靠近边境线上的村寨之一，村里包括李忠云在内，有12名护林员，十多年来，他们平均每月有9天要深入保护区域内进行巡护，每天超过7个小时。巡护中要克服森林里的各种困难和威胁。李忠云撩起裤腿，几年前巡护时被毒蛇咬过的疤痕还清晰可见。
经过12年的探索和努力，中老跨境生物多样性联合保护工作的成效正在显现出来。“印度野牛、鼷鹿、白颊长臂猿这些物种，以前已经很少看见了，现在又重新出现在了保护区域内。”张忠员说。
亚洲象也在逐年增加。去年年底，“中老跨境亚洲象联合保护调查”工作启动。“掌握了亚洲象的种群数量、动态变化、生境状况、受威胁因素等，我们才可以制定出更加科学的保护措施和保护需求。”张忠员说。
2017年，西双版纳州政府与老挝南塔、风沙里、乌多姆赛三省签订合作备忘录，使这一项目由部门合作上升到两国政府间的合作。
有专家指出，这一工作模式，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多国间开展跨境联合生物保护提供了借鉴，提升了中国生态保护的国际形象和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