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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的一个维吾尔族村庄里，一位汉族村支书因车祸不幸去世了，村子里的维吾尔族乡亲们自发为他举办隆重的葬礼，年迈的哥哥也从老家专程赶来，要求运送灵柩回到近3000公里外的老家甘肃武威下葬，完成父亲的夙愿，而在乡亲们的眼里，这是一件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们的村支书8岁就来到这个村子，他早已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乡亲们也把他看作亲人。是叶落归根，还是长眠在他所深爱并生活工作了50多年的土地上，一场围绕着主人公身归何处的情感争夺在所难免……
取材于上海对口援助喀什地区四县之一泽普县的“中国最美村官”刘国忠事迹的电影《漂着金子的河》里，主人公刘国忠并没有出现，而他数十年来为村民默默奉献的故事却随着村民和亲人们的追忆一幕幕浮现。
作为该片的编剧、导演兼制片人，刘春彦说，自己想拍的是一部不同于以往的主旋律电影，拍出南疆生活的语境和质感，拍出主人公真实感人的精神存在。
村民们对他的每一声称呼里都带着温度
2013年秋天，刘春彦在电视新闻里第一次知道了“刘国忠”这个名字。全村维吾尔族村民自发为这个汉族村支书办葬礼的场面太震撼了。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才能得到这么多来自不同民族父老乡亲的爱？带着一连串的疑问，刘春彦两天后登上了飞往新疆的航班。
刘国忠所在的那个科克墩村是新疆泽普县古勒巴格乡最小的自然村，对刘春彦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从北京出发，需要先飞4个小时到乌鲁木齐，再转机两个小时到喀什，下飞机有4个小时车程才到泽普县，从县城到村里开车还需要一个半小时。
科克墩村全村只有59户人家，总人口不到200人，刘国忠一家是这里唯一的汉族人家。1982年，刘国忠开始担任村委会主任，1998年起兼任村党支部书记，成了维吾尔族村里的汉族“村官”。
靠着满腔热情和无私奉献，刘国忠带领科克墩村告别了无电、无路、长期喝苦水的历史，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也从十几年前的不足300元，增加到2012年的7000元，94%的村民住上了富民安居房。但刘国忠一家却还住在已经住了几十年的土坯房里，最值钱的家当，是一台18英寸电视机和一台旧冰箱。他曾说：“村里现在还有几户贫困户没有盖新房，我想等他们都住上新房后再说吧，这样可以和他们做个伴。”
2013年，刘国忠获得了“中国最美村官”的荣誉，也是在这一年10月，他和妻子褚富兰在骑摩托车返村的途中，因为过度劳累，摩托车重重摔在了自己带领村民刚刚建好的柏油路上，他再也没有醒来，享年62岁。
“老刘”“刘爸爸”……影片中，村民们对他的每一声称呼里都带着温度。大家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带着钱赶到医院见他最后一面，为他砍树做棺木，选墓地，洗印照片，订做寿衣，然后是抬起棺木绕村一周，让他再看一眼这个他的第二故乡，也送他最后一程。
第一次到科克墩村，刘春彦采访到的第一位村民是个维吾尔族老人，她家的孩子一直受刘国忠资助上学，一提“刘国忠”，她的眼泪就流下来了。从这眼泪中刘春彦确定了自己的判断，这个人物假不了，他要拍一部电影，让更多的人看到一个真实的南疆，看到两个民族之间的真情。
《漂着金子的河》以纪录片的风格展现了老刘朴素的一生，片中90%都是真人真事。电影里，一群活生生的人物实实在在立在那里，借过老刘钱还没来得及还上的邻居，在他的带领下先富起来的人，被他收养已经长大成人的孤儿，受过他资助现已安居乐业的小偷，在科克墩村，全村几乎所有人都得到过老刘的照顾和接济，他就是他们最坚实的靠山，很多晚辈甚至是从小听着老刘的故事长大的。刘国忠8岁的时候跟随父母从甘肃武威来到了科克墩村，长大成人后，全家决定搬回老家，刘国忠却对这片土地充满眷恋，不顾家里反对坚持留了下来，成了村里唯一的汉族汉子。
前些年，住在县城的儿女几次想接老刘进城居住，但他因放不下村民而屡屡拒绝。到了退休年龄，原本准备回家“休息”的刘国忠却仍然被村民全票选为村支书，甚至有村民到乡里“上访”要求刘国忠继续担任村官。
电影里再现的刘国忠和村民们的那些小故事和点点滴滴，在位于科克墩村老村部的刘国忠纪念馆里定格成为一件件实物、一幅幅照片，他的墓就在纪念馆旁边。刘国忠去世后，他的大女儿按照父亲生前的愿望回到村里的幼儿园任教，在这里，她将会长久陪伴被村民们用爱留住的父亲。
“这拍的就是老刘的真事啊”
以往大银幕塑造英雄模范人物的时候，总习惯于简单地罗列主人公的各种好人好事，但那种概念化、公式化的电影不是刘春彦想要的。
刘春彦看过目前能找到的200多部主旋律电影，但这次的创作难度还是超乎他的想象。两年多里，科克墩村他跑了几十趟，剧本一遍遍打磨，写到第18稿的时候，已经写不下去了。面临放弃，他决定最后一搏。
“以前改剧本总是在电脑上把原稿复制过来，删掉一部分再补充一部分，修修补补，这次干脆狠心彻底拿掉，脑子里有什么我就写什么。”刘春彦说，“想要观众感觉是真的，就不要去写你看不到的东西，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就把它还原出来。”
电影一开场就是南疆维吾尔族集市，那种繁华热闹，那种烟火气带着穿透银幕的感染力扑面而来。这部电影巧妙地回避了刘国忠的生前事迹，把镜头对准了他去世后的故事，重现人们心中的刘国忠。村民们忍着巨大的悲痛筹办葬礼，追忆他对自己的帮助，而主人公刘国忠本人，除了剧尾葬礼上的一张照片，始终没有露过脸。
为了讲好老刘的故事，刘春彦在刘国忠生前所在村子前前后后生活了3个月，先后撰写了31稿剧本。而这个明显“另类”的剧本并不被认可，幸好论证会上专家们的意见给了刘春彦信心，他们认为这是国内少有的聚焦南疆地区民族团结和基层干部的电影，多线索叙事故事结构为中国主旋律电影创作打开了一片新的天空。
2015年12月，影片在泽普县开机了。在科克墩村实拍时，刘春彦又碰到了头疼的问题。他说，最初饰演刘国忠妻子、儿女的都是他从北京带过去的专业演员，没想到“往当地村民中一站太扎眼，怎么看都是假的，拍出来自己都不会相信”。
为了把这个故事讲实，全片最终除了刘国忠的哥哥由专业演员扮演，全都由当地民间艺人、县歌舞团演员和村民本色出演，刘国忠的妻子、儿女们也在片中讲述自己的故事。画面的质感有了，剧本又得改，因为大部分演员是非专业演员，需要按照他们的语言风格重新改写台词，那时候，刘春彦只能白天拍戏晚上改剧本，边拍边改，一个多月的拍摄过程非常紧张。
2016年电影在乌鲁木齐市首映。一个人几十年的事浓缩在一部不到两小时的电影里，刘春彦感觉意犹未尽。一位南疆放映员告诉他，自己在小学里放电影，以前经常是看不下去电影老师学生争着跑，放《漂着金子的河》不一样，放完了，大家还坐在那儿抹眼泪。一位泽普当地人更是兴奋地跟刘春彦说，片子里90%的人他都认识，“这拍的就是老刘的真事啊”。
没有什么比这些话更让刘春彦欣慰的了。
“弟弟啊，咱们过河回家了！”
影片中那条多次出现的河叫泽普河，维吾尔语，意为“漂着金子的河”。每年10月，这里的胡杨树一片金黄，胡杨树在河面洒下倒影，如同金子漂在水面上。
拗不过村民们的坚持，刘国忠的哥哥最终带着空空的棺木和几枚奖章踏上了回家的路。“弟弟啊，咱们过河回家了！”经过泽普河，他连日来积蓄的悲痛全然释放，而呼喊中，更多的是对弟弟长眠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的欣慰。
“明明应该你送我走的，我怎么能去送你呢？”影片中，全村人都在和老刘告别的时候，一位倔强的维吾尔族老人却拒绝参加刘国忠的葬礼，被人强行拉走又跑回来一个人呆坐在泽普河边。当年老人赶着羊路过科克墩村，喝醉了酒倒在草垛边睡过去，大冬天，要不是刘国忠把他背回家，他可能就冻死了。后来在老刘的劝说下，这位孤身老人干脆留在村里放起了羊。
如果不是办葬礼，村民们很多时候都忘记了老刘是个汉族人。刘国忠会说维吾尔语，在他的带动下，维吾尔族村民也几乎都会说几句甘肃武威普通话。平时看到老人们在路边晒太阳，刘国忠路过总会过去闲聊几句，有时候还会塞些钱给其中某个生活困难的老人。在科克墩村，这一切都再正常不过了。
影片中有大量村民悲伤落泪的特写镜头，噩耗传来，他们挤坐在医院狭窄过道里相对无言的场景更是令人震撼。整部电影中人物台词不多，表达直白，而这种沉默内敛，在刘春彦看来正是当地维吾尔族村民品质中闪光的一面：“他们不懂得委婉客套，他们可能会看似面无表情地问你一句‘吃饭了没有’，让你感受不到一点热情，可是当听你说还没吃的时候，他们很可能下一秒钟就从怀里掏出一个热呼呼的馕递到你面前。”
“这是一个超越了族群和信仰，充满了人间真情大爱的故事。”在《漂着金子的河》片尾，刘春彦特意打上了这样一句话，他希望观众可以感受到，河中漂着的不是黄金，而是比黄金更加珍贵的精神和人格，是不分民族的大爱和真情，“锯木头、打棺材、选墓地、制寿衣，安抚他的家人，影片中所有的行动背后都凝聚着一个‘爱’，这种少数民族老百姓和一个汉族干部之间的情感联系贯穿了整部电影”。
经过一年半的拍摄制作，影片于2016年4月通过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审查，获得公映许可证。经过层层筛选，影片成功入选2016年第1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聚焦中国”展映单元，成为首次参加国际A类电影节的援疆文化产品。如今，进院线成了无数中小成本电影的梦想，怎么能让更多观众看到这部诚意之作，是作为独立制作人的刘春彦最大的心结。
从2016年的首映礼到今天，《漂着金子的河》在新疆放映已有5万场。资金有限，刘春彦常常一个人坐长途巴士车送拷贝，从一个影院奔波几百公里赶到下一个影院。
刘春彦记得，一次在长途汽车站买票，卖票的维吾尔族大姐特意在他的票背后写了句维吾尔语，叮嘱司机一定把他送到要去的地方。
想起新疆，刘春彦的心里至今还是满满的温暖，这和他的电影传递出来的感觉一模一样。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吴晓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