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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以来，匈奴就是中原华夏政权的北边威胁。战国时期燕国有长城防御匈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为了对付匈奴，秦始皇修长城，蒙恬戍边塞，也都是为了抵御匈奴人的铁骑南下。刘邦即位初年，曾经试图用武力对抗匈奴，结果被匈奴人围困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附近），险些被擒。其后他采纳了娄敬（即刘敬）的和亲之策。刘邦死后第二年，匈奴单于冒顿曾经挑衅说，要娶寡居的吕太后为妻。吕太后忍气吞声，亲自修书一封，说单于过听，哀家其实老丑不堪，我给你准备了美貌的汉家公主。文景时期，也都是息事宁人，休养生息，继续与匈奴和亲修好。
汉武帝即位后，依仗立国六十年以来的积累，经过充分准备，启用卫青、霍去病等杰出将领，抗击匈奴。张骞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使大月氏（ròuzhī）的。
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大月氏，本来是一次军事外交行为。大月氏游牧于河西走廊、天山一带。匈奴人与大月氏互有征伐，汉文帝时期，大月氏战败，国王被匈奴所杀，其头颅被匈奴人制为溺器，月氏人被迫西遁。这样的信息被汉朝人知晓，乃派张骞西行联络，期待与大月氏采取联合行动，“断匈奴右臂”。
张骞冲过匈奴的拦截，西行越过葱岭，经过千辛万苦抵达大宛（今中亚之费尔干纳盆地）。在大宛王派出的卫队护送下，张骞经康居（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到达大月氏。由于大月氏西迁后，已然安居业农，张骞交涉一年多，仍不得要领，只得返回。不幸又被匈奴捕获。一年后，张骞脱身归国，于13年后（前126）回到长安。
张骞第一次西域之行虽未与大月氏结盟，却意外地把所发现的西域诸国政治、经济、地理、文化、风俗等信息报告给汉武帝，从而激起了汉武帝经营西域的兴趣。
公元前121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之时，已经不是单纯的军事外交行为，包含了更实在的经贸和文化交流内容了。
这一次出使队伍浩大，随员三百，牛羊万头，并携钱币、绢帛“数千巨万”。但这次张骞仍然没能达到预期目的，当他们到达乌孙（伊犁河、楚河流域）时，正值乌孙因王位之争而政局不稳，国内贵族又惧怕匈奴，故西汉王朝欲同乌孙结盟攻打匈奴的政治目的再次落空。
但在乌孙期间，张骞分别派遣副使到中亚、西亚和南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各国，广加联络。公元前115年，张骞回国，乌孙遣导译相送，并派使者到长安，见到汉朝人众富厚，回去报告后，汉朝的威望在西域大大提高。不久，张骞所派副使也纷纷回国，并带回许多所到国的使者。从此，中西之间的交通正式开启，西汉政府与西域及中亚、西亚、南亚地区的政治与贸易关系迅速发展，西行使者相望于途，西汉王朝多则一年之中会派遣十几个使团，少则五六个，使团规模大则数百人，小则百余人，所访之地遥远，出访一次所需时间从数年到八九年。东来的商胡贩客也是“日款于塞下”。
张骞出使西域本来是为了联合西北各民族共同抗击匈奴，客观上却起到了开拓长期被匈奴阻塞的东西陆路交通的作用，沟通了东西方的经济与文化往来，也建立起中原与西北边疆各地区的友好联系，开辟出中国与西方各国直接交流的新纪元，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使张骞出使在史上被誉为“凿空”。19世纪的一位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把张骞开辟的这条东西方贸易与文化交流通道，叫作“丝绸之路”。
张骞的两次出使，虽然对开通丝绸之路有重大意义，但因这时期匈奴的势力并未完全退出西域，西域与中原之间的交通依然长期受阻。丝绸之路真正得以繁荣和畅通，应归功于西汉政府对匈奴的打击和设立西域都护。公元前89年，汉军联合楼兰等西域六国军队，一再击败匈奴所支持的车师国，车师国王投降，大大动摇了匈奴在西域的统治。
在汉昭帝和宣帝时期，一方面汉朝西域都护的军事存在，使匈奴无法占便宜；另一方面是匈奴发生内讧。新即位的呼韩邪单于两次朝觐汉朝，公元前33年年初，呼韩邪第三次入觐，自请为汉婿。汉元帝赐汉宫女王嫱为其妻（后为阏氏），此即所谓“昭君和番”。同样是“和亲”或者“和番”，但这一次，不仅汉匈国势异位，而且对于大汉来说，不再是被迫的和屈辱的行为，而是怀柔异邦的仁爱之举了。
回顾秦皇汉帝经营西北边疆的这段历史，我们发现：
为了抵御匈奴铁蹄蹂躏，燕赵诸国和大秦皇朝修筑了长城；
为了免遭生灵涂炭，汉初君臣委屈求和，送去了汉家公主；
为了保护国家的尊严，汉武帝派出大汉雄狮扫荡虏庭，“匈奴不灭，何以家为”、“不教胡马渡阴山”，尤其体现了大汉将士的英雄气概，并因之打通了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
最后，在匈奴彻底退出西域，服膺汉朝的威力之后，汉武帝的儿孙们，还是用和番的温和办法，实现了汉匈睦邻友好……
这样一番刚柔交替的轮回，展现了我们古人处理边疆民族冲突问题的智慧，也留给了我们以有益的历史借鉴和启示！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张国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