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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它真是一家普通的民营企业，那么又是如何被选中的？是否通过了必要的公开和遴选程序？是否征求了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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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三令五申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更好的市场环境，但全国16个省份的数百家中小学生校服生产企业却遇到新的烦恼：只有进入一个名为“阳光智园”的App，才能参与校服招标和供应服务。同时，该平台向校服生产企业收取货款4%的服务费，瓜分掉校服企业约一半的净利润。这场貌似由教育部门主导的校服采购模式变革，实际操盘者却是一家民营企业，众多校服企业质疑其借机制创新之名，行垄断敛财之实。（《经济参考报》1月22日）
校服问题，包括校服本身的质量、价格问题乃至腐败问题，近年来时有曝光。2015年7月，教育部、工商总局等多个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规定学生可以自愿购买校服，也允许学生按照所在学校校服款式、颜色，自行选购、制作校服，这被视为是对校服乱象的针对性纠偏。
“阳光智园”也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标榜为“校服互联网+”管理应用平台，能让家长与厂家直接建立购买关系，学校不再经手校服费用，有利于廉政风险防控。
这听起来似乎不错，但仔细一想，却并非那么回事。一方面，既然校服的购买权交给了家长，那么到哪儿买校服，就当由家长做主。可现在家长只能选择那些与“阳光智园”签订了协议的校服企业，这显然是对改革初衷的某种背离；另一方面，“阳光智园”立足于打造校服订购平台，却向企业收取高达4%的服务费，规定家长和企业都只能在平台交易，吃相是不是太难看了？
不仅是校服企业，地方教育部门也有干部提出质疑，可替代阳光智园平台的免费互联网平台不胜枚举，为何单独强推该平台，而不是两家或多家并举，从而推动公平竞争？
“阳光智园”到底是什么来头，实在让人好奇。抛开这种采购模式是否真地能够实现廉政风险防控的初衷不谈，如果它真是一家普通的民营企业，那么又是如何被选中的？是否通过了必要的公开和遴选程序？是否征求了公众意见？以“红头文件”发出的倡导建议，多多少少都具备了强制性。事实上，多个地方的教育部门在执行过程中都是将之作为“必须”要求来落实。
一纸仅供参考的论证会纪要，到了省级及以下很多教育部门就变成了“必须”。从字面上理解，这确实是执行上出现了加码乃至扭曲。但文件专门为某个互联网平台背书，哪怕只是倡导，提供“参考”，真地合适吗？按理说，这种行政倡议，在地方上所可能引发的“执行走样”其实也是完全可以预估到的。
从实际效果看，“阳光智园”的操作模式，也显得疑点重重。比如，早就有人指出，即便是所有学校和企业都统一使用“阳光智园”平台，校服企业能否进入平台参与竞争，还是要有学校等相关部门决定。另外，也有家长表达了对于“阳光智园”平台上校服企业的售后服务与校服质量的质疑。在这种现实之下，一些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大力推广“阳光智园”，除了受到上级红头文件的鼓励，是否也有不当的利益驱动？
校服市场问题时有曝出，恰恰是因为这个市场受制于学校和教育部门的“权力”，在相关改革后，试图以“平台垄断”的模式来“净化”校服市场，只能是一厢情愿，也构成了对改革初衷的架空。
一个App一旦获得红头文件背书，在地方教育部门的“配合”下，就可以将不与自己签订合作协议的校服企业排除在市场竞争之外，这再次反映出市场公平的脆弱性。相关部门不仅需要好好查查“阳光智园”的来头，更要对于“红头文件”介入校服市场的行为，给出明确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