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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咖啡厅里几乎看不到一张空桌子，每一张桌子上都摆满了电脑，周围凌乱地围一圈椅子。插座用长长的电线吊着，从天花板一直垂到人们的头顶。桌椅是黑色的，在这里，类似的细节似乎从不被人注意，就连主营的咖啡都只是聊天的装饰。人们死死盯着的，除了电脑屏幕，就是一张张正在说话的嘴。有时即使是面对面坐着，他们也得扯着嗓子，聊项目、聊投资、聊创业。这里是2014年创业热潮里的北京车库咖啡。
林阳已经在这儿坐了几个月了，喝了无数杯他称为“泔水一样”的美式咖啡。他是一名纪录片导演，正在为一部关于中关村创业的片子寻找主人公。他相信，那个人就在这间小小的咖啡厅里。
沈立文是这里的常客，也在创业。这天，他带着林阳穿过挤挤挨挨的人群和桌椅，来到一个角落。陈康正被一群人围着，声音洪亮，侃侃而谈，“唾沫乱飞”。沈立文在人群中扒开一条缝，“让让让让”，冲陈康说：“康哥，给你介绍一位著名导演。”他加重了语气。
林阳后来回忆，那个“很壮，很高，但腿短”的男人上下打量着自己，下巴一扬，“我跟你说，NHK、BBC都采访过我，你知道吗？”说完扭头就往一旁的厕所走，双手开始解裤腰带，“我告诉你，我可是见过世面的！”
从厕所出来，陈康边系裤腰带边说，自己“刚干黄了一个项目，准备干一新的”。
林阳当时就决定，冲着这股“屡败屡战”的劲儿，片子的主人公就是他了。
“创业者都是loser”
冬天，身高将近一米八的陈康喜欢穿一身蓝黑相间的运动服，在跟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的5次见面中，他每次都穿这同一身衣服。银色的耳机竖着夹在脑袋两侧，“酷嘛”。在室内，他有时会把裤腿撸到膝盖的位置，露出结实的小腿，袖子也撸得老高。他在中关村创业大街一家咖啡厅办了长期会员，却非要带着记者到几米之外的另一家咖啡厅，因为感觉“环境更好”。
距离纪录片拍摄已经过去近4年，这条街上，跟创业无关的旅馆、餐厅已经全被拆除，店铺越来越新，人却没前几年多了。4年来，陈康搬过4次家，住的地方距离创业大街始终不超过3公里，只是很少再去车库咖啡，他办会员的那家咖啡厅就在车库咖啡对面。几年前，车库咖啡更换了管理人员，这个曾经的中国创业者活力聚集地之一，跟整条创业大街一起，热潮渐渐退去。
陈康宽硕的身躯在椅子上显得有些局促。坐下没多久，他就大大方方地说：“我是个好吃懒做，喜欢不劳而获的人，最擅长的就是投机取巧。”言语间没有一丝犹豫和闪躲，“所以我选择创业。”
从2012年开始，刚失业的陈康就在车库咖啡创业，项目换了几十个，一次投资也没拿到。“创业者都是loser。都是对自己的现状不满意，混不下去了，想证明自己，才会走上创业这条路。”
陈康承认自己是个“loser”，但不承认自己是“草根”。“我英文很好，大学是在成电（电子科技大学）念的。草根是什么都没有，我不是。”他后来说，自己在大学成绩太差，没能毕业，在黑市花几百块钱买了个假的毕业证书。
听说林阳想让他做纪录片的主人公，陈康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他想“炒热自己”。拍摄过程中，他还特意嘱咐林阳，一定要把自己拍得“有争议一些”，不然就是在浪费时间。林阳很开心，“上哪去找这种浑身是戏的主人公啊”。
陈康当时正在做一款基于地理位置的问答App。那会儿，各种各样的App在创投圈风头正劲，用小米创始人雷军的话说，站在风口，猪都能飞。
几乎在半天之内，陈康就找到了3个“合伙人”，其中一个就是沈立文。跟陈康的张扬不同，沈立文不怎么爱说话，个子不高，浓眉大眼，有人说他长得有些“执拗”。他老穿一件大红色的卫衣，记者一样没见他换过。
刘慧和杨志是他在车库咖啡临时找的。一个是在美国华盛顿读商科的广东女生，刚满20岁，一头长卷发，声音软糯，带着港台腔。另一个是年过30的东北爷们儿，原本在老家做老虎机生意，说话有些直愣，觉得陈康有“大层次、大眼界、大局观”。他对着林阳的镜头说：“创业就是一群疯子，被另外一群疯子相中了。”他们管陈康叫“康哥”。
团队的办公地点就在车库咖啡。这里提供打印、复印、扫描、名牌制作等服务，以每小时5元的价格提供移动测试机，还有投影仪、会议室、桌面触屏等设备，甚至还有按摩椅。
这样的“咖啡厅”，创业大街上就有三四家，跟各种创业学院、孵化器、创投平台交错林立。如今，这条全长220米的步行街，一头立着“中国海淀图书城”的牌楼，毛笔字迹苍劲有力，古香古色。另一头，是一块极具现代感的灰白色牌楼，用印刷字体写着“中关村创业大街”。
据统计，2014年大约有200个团队在这条街上拿到接近10亿元的投资。如果按照投资人占股20%的惯例，仅这一年在创业大街上新成立的科技公司估值就达到50亿元。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8点，竖立在大街南门西侧的一块高23米、宽7米的电子液晶屏，每隔20分钟播放一轮创业大街上的融资情况。那年下半年，这条街共举办了430多次创业宣讲，驻足聆听过的创业者有40000多名。
陈康总想做一些“能改变世界的事”。他给自己的新项目取名“敢问”，功能是在以使用者为中心、半径一公里的范围内，其他用户可以随时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向他提问。陈康更倾向于把它描述为一个陌生人之间相互求助的平台，即使是借一个充电器、一把雨伞，也能帮助一部分人，解决他们的需求。
“我想借助这样一个小的App，能够稍微改变当前中国人与人之间相互不信任的状况。”陈康说。后来，在手机应用商店的App介绍里，他写的是：“你爱这个世界吗？你敢问吗？”
花上几十块钱买一杯咖啡，他们就能在车库咖啡待上一整天，脑袋凑在一起，在一张白纸上一遍遍画着方框，框里是一排排分割线，写着：问题1、问题2……那是他们对这款产品的粗略想象。林阳扛着仅有的一台摄影机，把镜头一会儿对准那张纸，一会儿对准那几个扎堆的脑袋。
那会儿，陈康老是跟沈立文深夜坐在创业大街的台阶上，聊创业成功，俩人一起“扬名立万”的事儿，也聊这背后的艰难与风险。
“你不怕吗？”陈康问。
“我怕个啥呀，我不怕。”沈立文在黑暗中回答。
那是一股垫底的味儿，坚忍的味儿
陈康是沈立文在车库咖啡见到的第一个人。
2013年春节刚过，沈立文背着一个双肩包，从老家安徽省安庆市只身来到北京，下了火车就直奔车库咖啡。
他原本在老家做倒买倒卖二手挖掘机的生意，有天在微博上看到，在车库咖啡，“跟投资人讲一个故事就能拿到500万元投资”，就把自己仅有的一点资产——一台车——卖了7万元，揣着过来了。
一进车库咖啡的门，沈立文一眼就看到了在人群中间高谈阔论的“康哥”。他觉得这个人“像老板”，就凑了过去。直到现在，他依然觉得陈康“热情、有理想、有才华，能迅速理解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这些都是创业者的基本素质”。过了好半天，陈康才注意到这个衣着朴素、默不作声的“新人”。
沈立文跟陈康说，自己有个叫“特立派”的创业项目，就是把安卓系统连接到固定电话上，帮助商家进行来电数据统计。他觉得这个“没人做，挺好玩的”。
陈康心想，这项目不行，“真是shit”，但还是问他：“你有PPT吗？”
当时的沈立文连台电脑都没有。当天晚上，他买了两张A3纸，在24小时营业的肯德基熬了一宿，手写了一份“商业计划书”。他还特意用了铅笔，“好改”。
第二天，看到那份写得工工整整的“计划书”时，陈康惊呆了。他依然觉得这个项目是“shit”，但觉得沈立文这个人很靠谱。从那以后，俩人就成了朋友，再后来，又成了合伙人。
创立“敢问”初期，资金是团队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加入团队时，每个人都是赤手空拳。技术也是问题，陈康去求几个程序员帮忙做产品，有的直接摆摆手，“不可能”。
那段时间，陈康一直住在北京大学的一间教职工宿舍，是游泳时认识的一个朋友提供给他的。每月600元房租，但他没有收入，经常拖欠。六七平方米的屋子放着一张高低床、一张单人床和一张桌子，全都堆满了杂物，被褥老是从上铺耷拉下来。起初，林阳去拍摄时，他还想整理一下，后来时间长了，干脆不管了。
陈康是北京人，父亲原本在部队负责修坦克，后来转为工人。他从小在卢沟桥附近的军工大院长大，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有个姐姐，家里人都宠他。院里有礼堂、电影院，夏天隔三差五就有吹小号的声音，提醒大家去看电影。上个世纪80年代时，他家已经安上了闭路电视。
“但是跟部队大院还是不一样。”陈康听起来不太高兴。部队大院就在他家对面，住的是军人家庭，安防更严，条件也更好，新来的电影都是那边先放映。两个院的小朋友从来不一起玩，“不打就是好的”。后来，他住在北大，也毫无感觉，“我在那没有归属感”。
到中关村创业之后，陈康时常跟家人、朋友借钱，几年下来大概有10万元。“跟家里人还谈什么亏欠，”他声音低了下去，“我也不是故意的。”
沈立文来到北京后，一直住在一家洗浴中心。他办了一张最贵的会员卡，算下来每天的“住宿费”只有28元，能洗澡，能睡觉，一天有一顿早饭、一顿自助夜宵。他觉得很划算。每天早饭使劲儿吃，中午就不吃了，一直顶到夜宵，然后穿着浴袍睡在按摩椅上。按摩椅有好几排，上边都睡着人，磨牙的、打呼噜的、说梦话的。
时间长了，沈立文身上老是有一股潮乎乎的怪味儿。他每次去车库咖啡，大家都能闻到那股味儿，他走以后，那味儿还迟迟不散。
现在，曾跟他一起在车库咖啡待过的人还会怀念那股味儿。有人说，那是一股鼓舞人的味儿，因为大家都在坚持。也有人说，那是一股垫底的味儿，坚忍的味儿。
拍摄期间，林阳也住在那条街上。为了每天都跟他的主人公们“混在一起”，他跟同事在创业大街的一家旅馆开了两个房间，住了半年。几乎每天中午，他们都去街上的“李先生” 牛肉面馆吃饭，许多素材里的同期声都是机械的“特价套餐，特价套餐”。服务员几乎全认识他们，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去，爱吃什么。后来，那家快餐店因为“创业属性”不够强，被拆除了。
林阳在拍片的时候“老干一些不正经的事”。他喜欢有挑战的选题，去拍进城务工人员，跑了北京十几家菜市场，只为找到合适的主人公，市场上的人都以为他是“搞传销的”。他抢着去拍云南森林大火，还坐着军舰在海上帮忙捞尸体、救人。有次他想做一个大葱涨价的选题，前一天下午刚定下题目，第二天中午已经把车开到济南的葱地里了。
为了给“敢问”项目凑启动资金，沈立文甚至打算回老家，把自己攒钱在合肥买的房子卖了。林阳扛着机器，跟着他到了安庆。沈立文找到父亲的时候，老人正在睡觉，张嘴仰面，呼噜震天。墙面已经斑驳。沈立文没有立刻把他叫醒，却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只是垂着手，看一眼镜头，又别过脸看一眼父亲。
父母自然不同意卖房，把钥匙紧紧攥在手里。沈立文只能妥协。走的时候，妹妹去送他，在尘土飞扬的马路边，他再没提一句卖房的事。
后来，陈康的姐姐成了他第一个“天使投资人”。“一定得计划一下了”，姐姐一边数出六千块钱，一边说，“我觉得老这么借你钱，可能不是一件好事。”
“优雅的混蛋”
加入“敢问”团队时，沈立文同时还在做其他的创业项目。他在老家做二手挖掘机生意的时候有了些经验，后来在车库咖啡泡了一阵子，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做成“互联网+”。他想把全国范围的二手挖掘机数据都集中起来，让用户可以像在网上购物一样对接需求。
所以，当陈康想让他全职做“敢问”的时候，他不乐意了。“我希望有时间做我自己的项目。”
一次在饭桌上，两人矛盾爆发，言辞激烈。陈康觉得既然加入了团队，就应该全身心投入。最后他甩手而去，留下沈立文和一桌空空的碗盘。这时距离团队创立，才刚刚20天。
跟陈康以往的创业经历相比，沈立文的离开对他来说甚至算不上“挫败”。他第一次创业是在2007年，跟一个英国人合伙办了一家帆船俱乐部。陈康喜欢玩帆板，以前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去一趟秦皇岛，玩一次就要三五百。他爱这种运动的“刺激、神奇”和变化无穷，以及站在浪尖的那种自由的感觉。
他也喜欢拳击。“打拳和创业很像。欠更多的钱，让更多的人失望，所以就不做了吗？所以就不打了吗？”陈康说，“我能站上拳台，我能再来一次，这种机会不是很多。”他说自己属羊，喜欢对抗是天生的。
第一次创业，他跟合伙人买了十几条帆船。为了不让别人把船偷走，在秦皇岛的海边搭了个简易的棚子，陈康在里边住了两个月。那会儿是冬天，为了取暖，每天太阳下山前他都要在海边跑几个来回，还在棚子外边烧口炉子，可夜里还是冻得直哆嗦。
后来生意没赚着钱，父母给凑的17万元也全赔进去了。有一段时间，家里没人敢提这件事，电视里如果在播帆船节目，陈康都不敢看，立马换台。
2012年他到车库咖啡后，创业依然屡屡失败。有个项目他跟合伙人一起去见投资人时，被介绍的身份是“销售顾问”，还有个项目的合伙人根本不让他一起去见投资人。
2013年年初，陈康跟另外4个人在车库咖啡搞了一个“开放实验室”，相当于一群创业者相互交流的俱乐部。每个会员需要交500元会费，而包括陈康在内的5位“直委”能够决定加入的人选。那或许是当时的他最能用“成功”形容的身份了。
“开放实验室”的灯光几乎每天都要亮到凌晨以后，一群人意犹未尽地出门，马路上只有一家拉面馆还在营业。几个月后，几位“直委”都陆续拿到了投资，除了陈康。
那会儿他喜欢一个女孩，对方想去丽江，他硬是咬牙借钱陪她去玩。走在街上，女孩说“我明年一定要买辆车”，陈康心想，自己买不起，也不会开，“配不上人家呗”。
沈立文离开后，“敢问”团队就只剩下3个人了。分工也简单，刘慧是产品经理，杨志负责方案和框架的制定，陈康自己是CEO。他拿着刚刚做出的产品“小样”去见投资人和一些朋友，请他们试用。
得到的反馈很尖锐。“问题不够有趣。”“你的产品跟知乎和百度问答的区别是什么？”“有什么东西可以激励大家回答你的问题？”“你的商业模式是什么？靠什么赚钱？”陈康答不上来。
他跟投资人说，自己想借这个App改善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对方笑着说：“那你应该去传教啊。或者你更适合演小品。”
那位投资人后来对着林阳的镜头说：“就是一个普通项目。这里的人都想创业，但是看问题都比较浅。”
面对同一个镜头，遭受质疑的陈康说：“我不需要这些人给我提供意见，我是个装意见的桶吗？”他觉得那些意见“全是胡扯”，“他人即地狱”。
刘慧和杨志也渐渐开始怀疑陈康的能力。刘慧觉得陈康的想法不够清晰，“他总觉得拿个idea各种说就能拿到融资，可实际上别说产品了，连现在3个人的团队都不够稳定”。她越来越发觉，陈康是个“见人说人话”的“优雅的混蛋”。
杨志的财务状况也并不乐观。他有老婆孩子，已经一年半没有收入了。陈康不知道这些，只知道他结婚了。“我没有孩子和家庭，不能假惺惺地说自己理解他，”陈康说，“因为我不懂。”
陈康做过一个心理测试，在“事业”“爱情”“家庭”“金钱”和“性”中，他最看重的两项是“事业”和“性”，“家庭”排在最后。
每次从中关村回到丰台区的父母家，他仿佛就穿越到了另一个时空。这里的咖啡厅不多，楼房低矮，树木高大。家里很安静，墙上挂着字画和年历。父亲70多岁了，穿着齐整的衬衫和毛背心，母亲戴着眼镜，有时也问陈康：“这俩人能不能跟你长久啊？”他们对儿子在做的事情一知半解，只知道“现在创业的人太多了”。
“敢问”创办58天后，团队里只剩下陈康一个人了。在跟拍了七八个月之后，林阳终于慢慢放下了手中的摄影机。
“比起结束，我更想拍一段开始”
陈康再一次失败。但沈立文成功了。
沈立文把自己的“互联网+二手挖掘机”的想法跟一位有相关背景的投资人“聊了十分钟”，就获得了投资，几轮下来也有近千万元。发展最迅猛的时候员工有100多人。
可他还是不像个“老板”。“我以前买衣服都不超过三四百（元），现在贵一点了，五六百（元）。”对他而言，创业并不只是满足物质需求的手段。沈立文的第一份工作是村里一名数学教师，一年不到觉得无趣，又去了浙江的餐馆打工，后来又攒钱跟人合伙开了家鞋店，一年也有十几万元的收入。iPhone4刚出来的时候，他就花6000块钱买了一台。
老家的表弟很佩服他，“我要是过上这种生活就满足了，但他不会”。后来，沈立文又去了深圳，做山寨手机的买卖，投进去几十万元，最后赔得只剩一台车。他卖了车，只身来到车库咖啡。
“我创业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他提起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是为了实现人类最高层次的需求。”
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凌志军在他的《中国的新革命》一书中写道,在1990年代，中关村的公司有77%在3年内消失，有90%在5年内消失，有99%在10年内消失。
在中关村创业大街，这种更替速度变得更快了。“2013年，你很容易找到一个月前在咖啡厅里遇到的创业团队。现在，你很难找到一周前在这里工作的人。”陈康说。
上世纪90年代，陈康在中关村花了1万多块钱“攒”了自己的第一台电脑，屏幕还是黑白的。那时的中关村更像个市场，在墙上开个洞就是一个摊位。陈康去一趟路上要倒两三趟公交车，花1个多小时。那时的他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长久地待在这个地方。
2013年年底，听说“中关村那边快黄了”，林阳拿起相机就去拍。海龙大厦门口，一位妇女抱着三四岁的孩子打算离开北京，冻得直流鼻涕。不到两米长的小柜台后边，一个男孩说自己想“转型”，但是不知道干什么。东西卖不出去，各个柜台之间搞恶性竞争，打得满脸是血。
“他们再也回不去了，却又无处可去。”林阳清晰地意识到，一个时代结束了。同时他也敏感地发现，原先的“杂货铺”正在变成“创业空间”，另一个时代正在到来。
“我原本是想去拍一段结束，但是看到创业大街后，我发现更猛烈的、更汹涌澎湃的是即将到来的东西。比起结束，我更想拍一段开始。”林阳说，“与其缅怀一个即将要消失的东西，何不记录一个必然降临的未来呢？”
拍摄结束后没多久，“敢问”App的服务器彻底停止了运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陈康都在“等片子上映”。“我太想红了。”他对欲望丝毫不加掩饰。
后来他又做过VR、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的项目，“每一波风潮都让我赶上了”。每一次，陈康都觉得自己离成功很近，但都以失败告终。他每天在车库咖啡见六七个投资人，音信全无。经历过2015年的股市震荡后，投资人变得越来越理性。
有段时间，陈康沉迷于在网上玩德州扑克，曾经一晚上输了六千块钱。玩“王者荣耀”，一天6个小时。晚上睡不着，想到自己马上40岁了，还一事无成，就慌出一身冷汗。
离成功最近的时刻
从2017年12月开始，陈康觉得一切都不一样了。
这一次，他的方向是改造以太坊，增加区块链的供应量，使其变得更加安全。“区块链革命已经到了。”就在前几天，真格基金的创始人徐小平在微信群聊中发了一段话，“这是一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伟大技术革命。对传统的颠覆，将比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来得更加迅猛、彻底。”
投资人薛蛮子表示，徐小平可能过于“亢奋”了，但在2017年，他本人投资了20个区块链项目。1月10日，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柯达公司，宣布将建立区块链照片版权平台和发行柯达币，消息宣布后，柯达公司股票即时暴涨了122%。国内的百度、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公司也先后布局区块链技术。
陈康觉得自己这次真的要“发财了”。他跟姐姐、姐夫借了70万元，全部投在了这个项目上。前段时间，他在一周内获得了两次投资，大约有600万元。这是他创业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拿到投资。
他开始在全国举办巡回演讲，穿着那件蓝黑相间的运动服，把裤腿撸到膝盖，一只脚踩在面前的台子上。同城内的出行，不管距离远近他都会选择打车。跟记者约定的采访，有好几次都是在车上进行的。
沈立文也成了他的客户。二手挖掘机的公司最近在融资上遇到点问题，他裁了些人，自己也很少去公司，经常跟陈康待在一起。
“创业有的时候就是看方向，方向对了一切都好办。”显然，陈康觉得自己这次选对了方向。
他已经把欠姐夫的50万元还清，还多给了5万元。至于欠姐姐的20万元，他不打算还了，“一家人嘛，别把钱看得太重”。
他盘算着，春节前就能赚到“一套房子首付的钱”。几年前，他跟母亲走在路上，旁边就是一个高档小区，“阳台有十几米宽”，那时的他仰头看了一会儿，默默走了。他还想象着以后能在马尔代夫定居，出门就是大海。
陈康对“成功”最大的幻想，并不是金钱，而是再也不用干“自己不想干的事了”，“不用借钱，也不用上班”。
大学肄业后，他大概换了七八份工作。在外企做过销售，穿着西装在河北的工厂挨家挨户推销产品，帮招聘网站卖过广告，还托亲戚的关系进过事业单位，甚至做过灯光师。几乎每份工作，陈康都是被辞退的。“我不服管。”他会在工作中顶撞领导，白天在桌子上睡觉，“爷没法干这些伺候人的事儿。”
他很怀念原来在车库咖啡的日子。那是个“自由的乌托邦”，“没人管我，声音大的就是老板”。沈立文也怀念那里，“难道你不怀念你的家乡吗？”
在一次电影节的展映上，陈康第一次看了林阳拍自己的那部片子。“看不下去，”他摇摇头，“接受不了自己。”他原本很期待，还把母亲一起带去了现场。放映结束后，母亲连口水都没喝就走了。但他还是希望片子尽快上映，“我太想红了”。
“创业是一种狂热，但也一定会有人被这种狂热灼伤。”林阳说，“创业最终通往的是成长。”
按照计划，片子今年将在院线上映。到时候，林阳打算租一台服务器，让陈康的“敢问”“复活”。影片结束后，观众扫描二维码就能下载这个早已陷入绝境的App。
“至于能活多久，就看命了。”林阳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陈康、沈立文、林阳、刘慧、杨志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玄增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