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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3年的人生岁月里，瑞秋·丹霍兰德将前半生投入了体操，后半生献给法律。体操是她热爱的运动，而法律，让她把曾猥亵自己的美国国家体操队队医送进监狱。
她的努力，最终促成了那场结束于1月24日、震惊美国的性侵案庭审。整整7天，156位受害人站上法庭，与从前受人爱戴的医学专家拉里·纳萨尔面对面，控诉他的性侵行为。她们中有白人，有黑人，有的已为人母，有的还在上中学，有人是奥运会奖牌得主，也有人只是普通学生。这些女孩受性侵的时间跨度超过20年。而来自美国密歇根州的瑞秋·丹霍兰德，是所有人中第一个站出来公开指证纳萨尔的受害者，也是最后一个出庭的证人。
她身着一袭黑西装，看起来文弱、纤瘦。在法庭上，她反复地问：“一个小女孩，到底价值多少？”
丹霍兰德自己都怀疑过这份价值。至少在2016年8月，她第一次写信给《印第安纳星报》谈起这段遭遇的时候，看起来几乎像在写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
我最近读了贵报一篇报道，是关于美国体操界如何处理性骚扰投诉的。我的经历可能跟你们正在进行的调查不是很搭边，但我想给你们写邮件说个事，也许还算有点关系。我没有被教练性骚扰，对我动手动脚的人是美国国家体操队的队医拉里·纳萨尔。那时候我才15岁，他自己声称是在给我的背部疗伤。这段涉嫌性侵的经历已经是10多年前的事情了，我也没向警方报过案。
记者很快赶到了丹霍兰德的家中。出现在记者眼前的是一个看起来生活幸福的主妇，三个孩子的母亲。在她小小的屋子里，地上堆满了玩具，架子上放着书本。当摄影记者要求丹霍兰德对着话筒说英文字母测试音效的时候，现场的氛围还有点儿轻松。
但是随即，往事铺展开来。15岁那年，丹霍兰德还是一个体操运动员，因为背部受伤，被介绍去接受纳萨尔的诊治。在诊室里，与母亲一帘之隔的地方，纳萨尔把手指伸进了她的阴道。
“这一定是医学治疗。”她当时想，“如果这个人是在使坏的话，他早就该被人赶走了。”
成年后的丹霍兰德能在法庭上准确地用词汇描述出纳萨尔做了什么：“他插入了我，他抚摸我，猥亵我，然后他还轻声地问我，感觉如何。”
但在当年，她只是躺在检查桌上一动不动。丹霍兰德能感觉到，这位医生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了。事实上，后来她还遇到其他纳萨尔医生的病人，有体操队员，有舞蹈演员。大家会谈到纳萨尔医生那种奇特的“治疗”。默默观察后，15岁的丹霍兰德得出结论：如果这不是合法的治疗行为，那些成年人一定会知道，有性侵案底的医生根本不可能被允许出现在她们身边。
她甚至并不反感去纳萨尔医生的诊所玩，因为对方听说她喜欢小孩，会把自己的女儿带来办公室和她一起玩。
一个女孩价值几何？至少在纳萨尔医生那儿，女儿是能够被利用来操纵猎物的。
这些每次都长达4个小时的“治疗”后来成为了丹霍兰德的噩梦。有好几年，当时的场景会“像电影一样”一遍又一遍在她脑海中回放。她失去了对他人的信任，尽一切可能避免去任何医疗机构。当她不得不去医院——比如生三个孩子的时候，她都会感受到巨大的恐惧。
即便如此，在向《印第安纳星报》发出邮件之前，她从来没有向警方报过案。
保持沉默的原因是，拉里·纳萨尔是享有极高声誉的医学专家。他业务精湛，待人和善，颇有声望。早在1997年，密歇根州立大学体操队的教练就接到过学生投诉，说他在医疗过程中行为不当。但是没人把这些话当回事儿。
另一方面，瑞秋·丹霍兰德是个无名小卒。体操生涯乏善可陈，本人从未进入过国家队或参加任何国际比赛，最高成就也就是在地方俱乐部里有过一席之地。她在16岁那年就停止了体操训练。
丹霍兰德曾试图向“权威人士”诉说自己的遭遇。2004年，她19岁，是一位儿童体操教练。有一天，当她听说自己一个7岁的学生将要被送往纳萨尔医生处治疗髋关节疼痛时，她向一位资深教练隐晦地提及了自己的部分遭遇：纳萨尔医生曾经打着治疗的旗号对她动手动脚。她告诉教练，不应该再把任何一个小体操运动员介绍去他那儿看病。
但这些话没有改变任何事。体操队的教练不知道还能把患者往哪儿介绍。于是一切如常，直到教练离职，队里所有受伤的小运动员都会被送去纳萨尔医生那儿接受治疗。
“我们沉默着，我们被嘲笑。人们一次次都对那个侵害我们的人说‘我站在你这边’。这些组织的领导层，你们一次次地重申‘校园里容不下性侵’，但你们甚至找不到任何人来为一个性侵犯在校园里横行数十年负责任。”
一个女孩价值几何？在丹霍兰德报案之前，至少有14位教练、培训师、心理医生乃至同事接到过关于拉里·纳萨尔医生行为不端的报告。事实上，不光是在这个案件中，丹霍兰德发现，有研究表明，性侵孩童的案犯被平均举报数，是7次；7次之后，成年人才会认真地对待孩子的呼声。
“社会把一个成年人的名誉看得比女孩和年轻女性更重要的结果是什么？诸位在法庭上听到的这些丑恶的故事，本来都是可以避免的。”丹霍兰德说。
2016年，当《印第安纳星报》的记者上门之际，为了证明自己，丹霍兰德拿出了当年纳萨尔对她治疗的记录。多年来的法学训练让她在这一刻准备好了几乎所有能说明问题的文件：关于“骨盆底训练”的医学论文；长达110页，能显示纳萨尔并没有在治疗过程中使用他宣称的那种疗法的病历；2004年那次不完整的报告记录；她从前的日记……有三位医学专家愿意证明纳萨尔的那种“治疗方式”并不是医疗，还有一位附近的律师愿意写信为她的人格作证。
采访结束后的第二周，她向警方报案，并且向密歇根州立大学校方报告了纳萨尔医生的违规行为。
“我知道这会是一条很长的路，没准还不会有结果。”她在给《印第安纳星报》记者的邮件中写道。
在当时，能让纳萨尔被处以重刑这样的结果，简直不可想象。丹霍兰德更担心自己——“我担心自己得不到关注。我也根本不相信自己值得那样的关注。”她后来在给《纽约时报》所写的专栏文章中回忆自己准备报案材料时的心情。
她在2016年8月29日报案，报道在9月刊发。除了丹霍兰德，那篇报道中出现了另一个要求匿名的受害人，讲述了与她类似的受害经历。后来人们才知道，那个人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美国体操队女子团体铜牌得主贾米·丹泽尔。
作为唯一一个实名指证纳萨尔的人，丹霍兰德承受了所有压力。有人把她称为“讼棍”，说她是在“讹人”。她所属的教会不再欢迎她。当她在自己的社区声援“承受过类似的体制性伤害”的受害人时，最亲密的朋友也离她而去。
她不得不把“隐私”这个词抛诸脑后，一遍遍详细地回答自己并不想回忆的细节。每一个朋友圈里的泛泛之交都知道了她的这段陈年往事。在案件甚嚣尘上的时候，丹霍兰德还得小心翼翼地带着孩子避开杂货店等贩卖报刊的地方。
丹霍兰德说，所有这些都提醒自己：在美国社会中，像纳萨尔医生这样的成年男子占据了多么强势有利的地位。所有她遭遇的疏离与鄙薄，都能显示出这种不公是多么根深蒂固。
在最近这次庭审之前，已经因为收藏了数以万计的儿童色情影像而锒铛入狱的拉里·纳萨尔，依旧写信向法官强调自己的无辜。“我是一个好医生，因为我的治疗是有效的。”他说，“现在出来说话的那些病人，就是那些表扬过我，还一次又一次回到我那里去的人。”
他在信中引用了一位17世纪英国剧作家的话：“遭怠慢的女子，比地狱之复仇更加可怕。”
但在这一次，故事没有往纳萨尔习惯的方向发展。当丹霍兰德公开实名指控他性侵的消息传开之后，密歇根州立大学警察局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报警电话。2017年3月，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涉及纳萨尔医生性侵案的体操运动员增加到了7人，差不多同一天在美国《人物》杂志上，丹霍兰德提到受害人可能有数十人。开庭前一个月，决定起诉密歇根州立大学、纳萨尔医生或是美国国家体操队的女性还不足百人；最终站上法庭的作证的女性，共有156人。
她们讲述的故事大同小异，可时间跨度很大：有些人是在几十年前受害的，而另一些人被侵犯的日期是丹霍兰德报案之前几天。
这些故事，让丹霍兰德长期以来的恐惧和耻辱感渐渐消失，也让她意识到，事情比自己以为的更复杂：“她们遭受的伤害，不仅来自于性侵犯。更深的伤害是，她们只能保持沉默，她们说出真相后，会被责怪，甚至常常会被送回诊所遭受持续的侵犯。”
“拉瑞并不是那个问题。他是浮现在表面的症状。”
因此，她在法庭上一次次地问：“一个女孩，到底价值几何？”
她恳请法官给予拉里·纳萨尔顶格的刑罚：“这判决会向外界传递一个信息：性侵犯值得人们重视吗？值得多严肃的重视？”
“我在此向您论证，这些孩子值得一切。她们值得受到法律最完善的保护；她们值得，让那些施加侵害的人，接受最高的刑罚。”
纳萨尔最终被判处了最高175年的监禁。当年在治疗室里无助的小姑娘，如今已经是法官身边的专业人士。宣判那一天，法官罗斯玛丽·阿奎利纳在法庭上感谢了丹霍兰德：“是你发出了最初的声音，是你让这场审判成为现实，你让人们无法再忽视这所有的声音……感谢你，你是我在法庭上见过的最勇敢的人。”
负责这个案件起诉的检察官安吉拉·波维莱迪斯也向她致谢：“没有你，纳萨尔现在可能还在执业行医。”
最终宣判的时候，观众席上响起了掌声。但丹霍兰德的表情并没有太大波动。
“我知道，逃离这些施虐者最好的方法，就是选择站到他和他的包庇者的对立面去，选择说出真相。不管代价有多大。”丹霍兰德说。
她被媒体奉为英雄，法官把她形容为这支受害者队伍里的“五星上将”。但1月24日，《纽约时报》在报道这场庭审时，提到了丹霍兰德心中的悔意。
她无法忘记那件事情：19岁的时候，自己作为小体操队员的教练，没能保护队员逃过纳萨尔医生的治疗。
丹霍兰德常常会想起那个7岁的小女孩儿。有时候她安慰自己，那孩子才那么小，也许纳萨尔医生并不会对她下手。可她不得不想到，那女孩在接受治疗后不久，便停止了体操训练，全家都搬去了别的地方。
她始终不知道那个小女孩在检查室里遭遇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