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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高校改名不是新鲜话题。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全国高校就已掀起了改名风潮，并一直延续至今。此次改名之所以会引发比先前更为广泛的关注和热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集中改名的规模之大，多达46所。
同时，在此次公示的46个名单中，原来校名中有“职业”二字而申请改名的共有16所，且100%计划在改名后去掉“职业”二字，其中，改名前后仅仅去掉“职业”二字，而其他用字未有变化的竟然有9所学校。
国人历来讲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古时许多仁人壮士即便面临宗族诛灭，也不会因为怕被连坐而改姓求免。国内外许多“老字号”企业，更是致力于打造百年老店，一个品牌沿用若干年，不会随便改弦易辙。在中华民族如此文化背景之下，竟有这么多的高校放弃传统品牌去争相更名改姓，去掉校名中的“职业”二字，除去部分学校（或领导）办学思想不够端正之外，其背后的难言之隐可想而知。
就职业教育而言，伴随着全国高校大规模扩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出现过一大波校名加“职业”或“职业技术”的热潮，许多老牌中专学校（或多校合并）以“升格”为荣，纷纷在校名中加入“职业技术学院”或“职业学院”，以跻身“高校行列”。
然而，当社会各界有意无意地将“职业技术学院”排除在“高校”之外时，“高职”人的心理失衡现象越来越严重，以致每隔一段时间，网上网下都会反复出现“高职院校”究竟“姓高”还是“姓职”的讨论，且每每以“高职”不受待见的牢骚结束，这是当前高职院校热衷于改校名去“职业”或“职业技术”字样的一个重要原因。成功改名的学校欢呼雀跃，局外看客则难免羡慕嫉妒。浏览这些学校的网站新闻或微信公众号推送，以及后面的跟帖留言，一目了然。
高职院校争相改名，另一个重要原因来自招生现实所逼。笔者很能理解近几年高职院校的办学难处。在高考录取批次长期固化不变的大环境下，高职院校被不可逆转地贴上了“末流教育”的标签，源于生源危机的办学瓶颈制约了高职院校的创新发展，成年累月“忙招生”拖累了很多高职院校安心静气、聚精会神地抓内涵提质量，甚至许多当年曾经叱咤风云的“国示范”“国骨干”院校，也有不少受到生源危机的困扰和牵制，部分已从“优质高职”的梯队中退出。
这种严酷的生存现实促使许多高职院校一门心思、别无选择地追求“升本”，虽然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升本”后将会“论资排辈”到本科高校的末尾，以后在本科的“圈子里”不见得有多轻松，但摆脱“职业”、冲出高职的诱惑实在令人难以抗拒。在高职人的眼里，挤入第一批次录取，就等于突破了生源危机，就看见了光明。
从而，高职升本的“冲动”一直没有过消减。为了遏制这种势头，引导大家坚守职业教育阵地，教育部曾在当年高职院校申评“国示范”建设项目时进行了“不准升本”的限制，江苏等省份在去年的“高水平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单位”项目申报时再次提出了苛刻的制约条件：“申报学校承诺十年内不申请升格为本科院校。”然而，对于许多急于摆脱困境的学校来说，“升本”改名或许是他们认定的“治本”之策。
显然，当职业院校改名去“职业”成为热潮，这是一个能够理解但不能原谅、更不应大力提倡，且“细思极恐”的导向性错误。平心而论，如果非要说选择“升本”的职业院校就没有职教情怀，就是职教“叛徒”，笔者总觉得实在过于牵强，甚至很不公平。
在我国，职教办学之难众所周知，职业教育不受待见也是有目共睹。在这种大环境下，即便有学校因为畏难而想着“逃离”职教也并非不能理解。所以，对于那些急于“升本”和“改名”的高职院校，我们不应脱离现实妄加指责，而应从完善顶层设计的角度，加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强化国家层面的统筹管控，从源头上为职业院校提供良好的生存、发展环境。
只有努力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声誉和吸引力，让职教师生享受敬重、不受委屈，让接受职业教育成为人们主动、自觉的选择，才能有效引导高职院校不以改名去“职业”为荣，心无旁骛地坚守培养高技能人才的神圣阵地，专心致志地助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作者系浙江永嘉学院教授、副院长）
